這是死亡之屋，門一打開弗雷徹就知道。地板上鋪著灰色粗糙的地磚，牆都褪了色，露出白色的石頭。牆上到處都是暗淡的色塊，可能是血——一定是血濺上去的。頭頂的燈泡用鐵絲籠子罩著，一張長長的木頭桌橫過半個房間，桌子邊上坐著三個人，前端放著一張空椅子等弗雷徹來坐。椅子邊是一架小輪手推車，車上放的東西被一塊布蓋著，像一個雕刻家用布蓋著未完成的作品。
弗雷徹被半拽走向那張為他準備的椅子。他在警衛的抓扯下蹣跚地走著，他就這樣搖搖擺擺地走。如果他看起來比他實際上更暈眩，更茫然不知所措，那就可以了。他認為自己從情報部的這個地下室逃出去的機會還是有的，當然也許這只是樂觀的想法而已。無論他們是誰，他都不想以哪怕些微警醒的樣子使他們提高警覺。他發腫的眼睛和鼻子、流血的下唇都有助於表現這漠然的表情，嘴邊的血痂像暗紅的山羊鬍子。有一點弗雷徹很肯定，那警衛和三個坐在審判席上的人都死了，他才能離開這裡。他是一個報社記者，從沒殺過比黃蜂大的東西。但如果他必須殺了他們才能逃走，他願意干。他想到他妹妹的死，想到他妹妹在一條有西班牙語名字的河裡游泳，中午的陽光照在水面上，明晃晃的，很刺眼。他走到桌前的椅子邊，警衛重重地把他按到椅子上，弗雷徹差點摔倒。
「輕點，別那麼重，別傷了他。」坐在桌子邊上的一個男人說。
他叫埃斯科巴，他是用西班牙語對警衛說的。埃斯科巴左邊坐著另一個男人，右邊坐著一個60歲左右的女人。那男人和女人都很瘦，而埃斯科巴卻肥得流油，像廉價的蠟燭。他看起來像電影里的墨西哥人，看起來像會用西班牙口音說：「微（徽）章？微章，我們不要什麼微章。」他是情報部的負責人，有時他用英語在電視里報氣象情況。作為氣象節目的主持人，他常收到觀眾的來信。他穿著西裝則不顯得油頭肥腦，只是看起來又矮又胖，弗雷徹對此很了解。
他曾經為埃斯科巴作了三四次報道。在幽默而非常有難度的採訪中，他答得精彩，他問得也精彩。弗雷徹認為，這個中美洲的希姆勒會令人驚奇地把他的幽默，部分地轉化為對他的恐懼感。
「手銬？」警衛也用西班牙語問，並拿出副塑料的手銬。弗雷徹努力裝出迷茫的樣子。如果他們銬住他，一切都完了，別指望還有一線機會，一點都沒了。
埃斯科巴稍稍轉向他右邊的女人，那女人的臉很暗，黑色的頭髮里夾雜著幾縷白髮，頭髮從前額開始向上向後立著，好像被大風吹過。她的髮型讓弗雷徹想起電影《法蘭肯斯坦新娘》里的愛爾莎·朗徹斯特，這熟悉的情景一下子讓他感到痛苦，就像他想起明晃晃的河面或想起他妹妹和朋友笑著走進河裡。他要回憶，不要主意。回憶現在變得奢侈了，在這地方想不出好主意，你只能想到餿主意。
那女人向埃斯科巴微微點點頭。弗雷徹早已在情報部的大樓里見過她。她總是穿著不成樣式的衣服，就像她現在穿的一樣。她常和埃斯科巴在一起，這使他猜她是埃斯科巴的私人助理或秘書，甚至是他的傳記作家也不一定。天知道像埃斯科巴這麼自大的人要不要這些隨員。而此時弗雷徹想知道，如果他一直表現得不自信，她就可能是他的上司。
這點頭還是讓埃斯科巴感到滿意。他轉向弗雷徹時面帶笑容，他開口說話了，用英語：「別傻了，把手銬拿開，弗雷徹先生只是到這裡幫我們解決點事，他很快就會回國。」埃斯科巴深深地嘆了口氣，做出非常抱歉的樣子，「而這時候他是尊貴的客人。」
我們不要沒人情味的手銬，弗雷徹心想。
像《法蘭肯斯坦新娘》的褐色皮膚的女人向埃斯科巴傾過身去，用手擋著嘴和他低語。埃斯科巴點頭微笑著。
「當然了，拉蒙，如果我們尊貴的客人想做出什麼傻事，或有攻擊性的動作，你可以開槍。」他放聲大笑——矮胖的電視主持人的笑聲。然後他用西班牙語重複一次，使拉蒙和弗雷徹都一樣明白。拉蒙嚴肅地點點頭，把手銬系回腰帶里，退出了弗雷徹的視野。
埃斯科巴把注意力轉回到弗雷徹身上。他從綉著鸚鵡和花葉圖案的運動衫口袋裡，掏出了紅白兩色的盒子——萬寶路的煙盒，第三世界的人都愛抽的煙。「抽煙嗎？弗雷徹先生。」
弗雷徹把手伸向埃斯科巴放在桌沿的煙盒，隨後又縮了回去，三年前他就戒了。他心想如果能逃出這地方，很可能要破戒，還要恢複喝高度酒的習慣。但此刻他沒有要抽煙的渴求。他只是要他們看見他的手指在顫抖，這樣就可以了。
「等等，現在抽可能會——」
可能會什麼？埃斯科巴不在意，他只是點點頭，把紅白兩色的煙盒留在原處——桌沿上。弗雷徹突然產生了一個痛苦的幻象，看見自己在第43大街的報攤上買一包萬寶路，一個自由的人在紐約的大街上買一包快樂的毒品。他告訴自己，如果能出去他會這麼做，就如一些人在治癒癌症或恢複視覺後去羅馬或耶路撒冷朝聖一樣。
「那個打了你的人，」埃斯科巴用不十分乾淨的手指著弗雷徹臉上的傷，「已經受到紀律處分。你知道這不是很嚴重，我就不再向你道歉了。這些人都是愛國者，就像我們，也像你，對嗎？弗雷徹先生。」
「我想是的。」他要做的是裝出害怕並迎合他們，為了逃出這裡，他說什麼都可以。而埃斯科巴的工作就是安撫坐在椅子上鼻青臉腫的人，使他相信這沒什麼，一切只是一場誤會，很快就會冰釋的，那時就可以放他走了。即使在這死亡之屋裡，他們雙方都想騙對方。
埃斯科巴轉向警衛拉蒙，用西班牙語很快地說著什麼。弗雷徹的西班牙語不夠好，不能完全聽懂。但在這小國的首都呆了近5年，不可能一點都聽不懂，何況西班牙語並不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埃斯科巴和他那「法蘭肯斯坦新娘」無疑都知道這一點。
埃斯科巴問弗雷徹的行李是否收拾好了，是否把堂皇酒店的賬結了，拉蒙回答是；他還問是否準備了車，停在情報部的大門外，審問結束後送弗雷徹去機場，回答說是，停在附近5月5大街上。
埃斯科巴轉向弗雷徹問道：「你聽懂我問他的話了嗎？」他把「聽懂」說成了「聽中」，弗雷徹又想起埃斯科巴的電視形象，低壓，什麼低壓？我們不要什麼臭低壓。
「我問你是否退了房——儘管現在那房間更像是你的公寓，是嗎？還問了在我們的談話結束後是否有車送你到機場。」除了談話這個詞不是他剛才用的外，其他都一樣。
「是——嗎？」聽起來好像他不敢相信有這麼幸運，或者弗雷徹希望達到這種效果。
「你將坐第一班三角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回邁阿密。」法蘭肯斯坦新娘說，沒有西班牙口音。「弗雷徹先生，如果你肯合作，回答我們的詢問，一旦飛機在美國的土地上著陸，就把護照還給你，在這裡，你不會被拘留或傷害。但你要被驅逐出境。這一點我們先要搞清楚，就是踢出去，用你們美國人的話說是掃地出門。」
她的英語比埃斯科巴流利。弗雷徹暗笑自己一直誤認為她是埃斯科巴的助手，他想，就像你認為自己是記者一樣。當然，如果他只是《時代》雜誌駐中美洲的記者，他就不會在這個牆上的污跡看起來很像血跡的情報部地下室里了。大約在6個月前，他第一次遇見努內斯，就停止了記者的工作。
「我聽懂了。」弗雷徹說。
埃斯科巴抽出一支煙，用鍍金的Zippo打火機點著，打火機的一側裝飾著一顆假紅寶石。他問：「你打算幫助我們，回答一些問題，是嗎？」
「我有選擇的餘地嗎？」
「你當然有選擇的餘地。但我認為你已經在這裡住了很久，住了很久，是你自己說的，對嗎？」
「夠久了。」弗雷徹說。他想：應該防止自己相信他們。想相信他們是很正常的，也許想說出實情也是正常的，特別在你被滿身焦豆子味的男人扯出你喜愛的餐館並被飽打一頓後。供出他們想要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好處，這一點要記住，在這房間里只有這個想法是對的——他們說的不能信。重要的是手推車上的東西，那布下面的東西，重要的是那還沒開口的傢伙，當然，還有牆上的污跡。
埃斯科巴身子向前傾，面帶嚴肅地問：「你否認在過去14個月里你一直提供某些情報給一個叫托馬斯·赫爾拉的人嗎？他把情報傳給一個叫培德羅·努內斯的共產黨暴動者。」
「是。」弗雷徹說，「我不否認。」為能繼續玩這個猜字遊戲——這猜字遊戲說來就是「談話」和「審問」之間的不同，他現在要證明自己說真話並努力解釋。在這樣的房間里的人好像在世界歷史上都曾在政治爭論中勝出過。但他沒想要這麼做。「雖然有點久了，我想有一年半時間。」
「抽一根吧，弗雷徹先生。」埃斯科巴打開抽屜拿出一個薄薄的文件夾。
「不想抽，謝謝。」
「好吧。」當然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