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已經很老了，而這事是我年少時經歷的，當時只有九歲。那是1914年夏天，美國參加一戰的前三年，我哥哥死於我家西邊的田地里的第二年。我從沒告訴過任何人那天發生在小溪分叉處的事，也不願意說至少不想口述。可是，我決定把它寫到我床頭的筆記本里。我不能長時間寫字，因為近來手抖得厲害，而且也幾乎沒力氣寫，但我想這不會花太多時間。
以後會有人發現我寫的東西。我覺得，人類的好奇心會驅使他們翻看別人死後留下的日記，所以我肯定我所寫的東西會有人去看。我只是懷疑人們是否相信我所寫的。他們多半不會相信，但沒關係，我在乎的不是別人相信與否，而是我的情感能得到釋放。我發現寫作能讓我體驗自由。我為《卡斯爾羅克號角報》寫了20年「往事迢迢」專欄，我知道寫作有時有一種神奇作用——那些事你寫出來後就會永遠忘卻，就像古老的照片長期置於強烈的陽光下，會漸漸褪去色彩，留下一片空白。
我祈求那種解脫感。
一個90多歲的人，應該早就把童年的恐懼遺忘了，但我的脆弱卻慢慢滋長，像海浪越來越近地舔蝕沙灘上隨意堆築的城堡一樣。在我腦中，那張可怕的臉越來越清晰，它是我童年記憶中的一團陰影。昨天做過什麼？在養老院的房間里我見過誰？我和他們說過什麼？他們和我說過什麼？這些全忘了，但那個穿黑色西裝的人的臉卻變得越來越清晰，甚至越來越近。我還記得他所說的每句話。我不願提起他，可是又忍不住。有時在夜裡，我衰老的心臟跳得那麼快，那麼激烈，我總覺得它會在我胸膛里破裂。於是，我旋開鋼筆，強迫年老而顫抖的手在日記里寫下這毫無意義的軼事。這日記本是我的一個曾孫女去年送的聖誕禮物，我現在一下子記不起她的名字，至少無法馬上記起，但我知道她是以「S」開頭。現在我要用它把故事寫下來，寫我如何在1914年夏日的一個下午，在卡斯特爾溪邊遇到了一個穿黑色西服的男人。
莫頓鎮在那時可不是今天這樣，我也無法一下子說清楚那時候的景象。那是沒有飛機在頭頂上轟鳴的世界，那是沒有轎車和卡車的世界，那是天空沒有被電線割成條狀的世界。
那時，整個鎮沒有一條柏油路，也沒有商業區，只有考森雜貨店、撒特瑪車行和五金店，坐落於基督小區的衛理公會教堂，學校，鎮政府和近一公里外的哈里飯店——我母親一直用鄙視的口吻稱它為「酒館」。
那時和現在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人們的生活方式，差別很大。我不敢肯定20世紀後半葉出生的人是否完全相信我所說的，雖然人們可能會說相信——那只是出於對像我這樣的老人的禮貌。
那時在緬因西部還沒有電話，5年後才裝了第一部電話，我們家也裝了一部。我那時19歲，在位於奧羅諾的緬因大學讀書。
在我們所住的城鎮里，所有的房子加起來還不到12座，最近的醫生住在卡斯科。人們沒有鄰居（我甚至不敢肯定我們是否知道「鄰居」這個詞，儘管我們用動詞「相鄰」來描述教會儀式舉行地和舉行穀倉舞場所的位置），城鎮里很少有開闊地，城鎮外的房子是農民的，每座都是獨立的。從11月到來年的3月中旬，我們大多數時間都呆在有爐火的、被稱為家庭的小窩裡。我們靜靜地聽著寒風灌進煙囪里的聲音，希望不要有人生病、摔斷腿或生出一腦子壞主意。4年前的冬天，遠在卡斯特爾羅克的一個農民用斧頭砍了他的老婆孩子，卻在法庭上說自己中邪了。一戰前，莫頓大部分地方都是森林和沼澤，那幽深而廣闊的地方有很多麋鹿、蚊子、蟲蛇和神秘的東西，那年頭到處都有鬼。
我要講的事情發生在一個星期六。我父親讓我干一大堆家務活，包括原本是哥哥丹（如果他還活著的話）做的一些家務。丹是被蜜蜂蜇死的，儘管都有一年多了，我母親還是不願意再提這事。
去年冬天在教堂的聚會晚餐上，衛理公會教婦女互助會中最老的成員——甜甜嬤嬤告訴我母親，她最喜愛的叔叔在1873年也遭遇了同樣的不幸，我母親扇了她一大耳刮子，站起來離開了教堂的地下室。她從此再也不去教堂了，如果再遇到海倫·若比考特（甜甜嬤嬤的真名），她會把她的眼珠都扇出來。她說自己會忍不住。
那天我爸爸要我把柴火、豆子、黃瓜、乾草從柴房裡搬出來，提兩罐水放到冰冷的廚房裡，儘可能把地下室牆上的舊漆刮下來。
他說做完這些事我就可以去釣魚。如果我不介意自己干這活兒的話，他就去比爾·愛文肖姆家看看奶牛。我說當然不介意。爸爸笑了笑，像是說他對此並不感到非常吃驚。一周前，他給了我一根竹竿，並不是因為我生日或什麼的，只是他有時喜歡給我一些東西。
我急著想在卡斯特爾溪上試試桿，那是我曾釣過最多鱒魚的一條溪流。
「但你不要在林子里跑太遠。」他告誡我，「不要超過那個分叉處。」
「不會的，先生。」
「要保證。」
「好，我保證，先生。」
「現在向你媽媽保證。」
我們站在後門的台階上，我拎著水罐準備去井房提水時，爸爸攔住了我。他讓我轉過來面向媽媽——她正站在大理石的桌台邊，早晨明亮的陽光透過水槽上的窗戶撒滿整個房間，一縷鬈髮橫過她前額伸到眉毛上，明亮的光線把她的鬈髮染成金色，我記得多清楚啊！我跑過去抱住她的脖子，那一刻我把她看成女人，就像爸爸看她那樣。她穿著綴著小小的紅玫瑰的便服，正在做麵包。康迪·比爾——我們家的黑色小蘇格蘭犬，正機警地站在她腳邊，抬頭望著她，等待有什麼東西落下來。媽媽看著我。
「我保證。」我說。
她微笑著。自從爸爸抱著丹從西邊地里回來後，她似乎總是做出那種憂慮的微笑。爸爸是抽噎著光著胸脯回來的。他把襯衣蓋在了丹腫大的臉上。「我的孩子！」他一直在哭泣，「噢，看看我的孩子吧，耶穌基督，看看吧！」這是我惟一一次聽到爸爸無助地喊著主的名字。那情景宛如昨天。
「你保證什麼？加利。」她問。
「保證不會跑到比分叉處更遠的地方，夫人。」
「一點兒也不？」
「一點兒也不。」
她用許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繼續揉麵糰。麵糰此時已變光滑了。
「我保證不會跑到比分叉處更遠的地方，夫人。」
「好，加利，」她說，「要像記住學校里教的語法規則那樣記住這世界的規則。」
「是的，夫人。」
康迪·比爾在我幹活時跟著我，在我大口大口地吃午飯時，它坐在我雙腿間，像看我媽媽做麵糰時那樣專註地看著我。可是，我拿著新竹竿和粗糙破舊的魚簍望著門外時，它卻不來了，大聲吠了一兩下，好像告訴我早點回來，就不動了。
「那你就呆在家裡。」我對它說，想假裝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康迪·比爾以前總喜歡和我去釣魚。
媽媽走到門口，用手擋著陽光凝神看著我，像在看某個遭遇不幸或暴亡的人的相片。「記住你爸爸說的話，加利。」
「是的，夫人，我會的。」
她揮揮手，我也揮揮手，然後轉身走了。
陽光刺在我脖子上，又熱又癢。走了約一公里，我就進入了樹林，重重的樹陰擋住了路上的陽光，凉爽的林間充滿了樅樹的香味。我還聽到習習凉風穿過密密樹叢的簌簌聲。我跟那時別的男孩一樣扛著魚竿走，另一隻手提著魚簍，像提著手提箱或推銷員的樣品箱。路上靜悄悄的。樹林中有兩條車轍，中間長滿了草，如同一條綠色的帶子。在林子里大約走了三公里，我開始聽見卡斯特爾溪的流水聲，想到那斑背白肚的鱒魚，我的心激動得要跳出來似的。
溪水流過一座小木橋，陡峭的岸邊長滿了灌木。我小心翼翼地踩穩腳跟走下去，凉氣從溪面緩緩升起，迎面撲來的是像苔蘚般清新的氣味，彷彿走出夏天回到了陽春3月。我站在水邊，先深吸了一口苔蘚般清新的空氣，看著蜻蜓在盤旋，水蜘蛛在水面滑行。在更遠處，我看見一條鱒魚躍起捕食一隻蝴蝶——好大一條！可能有一尺長，這才使我想起不只是來這裡看風景的。
我沿岸順著溪流往下走，第一次下鉤的地方離上游的小橋不遠，還能看見小橋。水裡有東西扯了我的桿一兩下，半隻蚯蚓就被咬掉了。九歲的我不夠老練，或是魚兒不夠餓，使我無法把握時機，我只好換個地方。
在到達卡斯特爾溪的分叉處前，我已經換了兩三個地方了。溪水的一條分支向西南流到卡斯特爾羅克；另一支向東南，流到卡撒卡馬克鎮。在一條分流上，我釣到了這輩子釣到的最大的一條魚，我用魚簍上的小尺子量了量，足有一尺半，一條很漂亮的鱒魚，在那時也算是溪鱒中的極品。
如果我認為這一天有這條魚就足夠了，馬上回去，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寫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