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九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提著手提箱穿過哈佛大學的校園。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給人一種異國情調之感，但與劍橋的哥特式尖頂建築相比，它們顯得清新而樸實。學校的中央圖書館叫懷德納圖書館，是我見過的最大的圖書館。有幾分鐘我暫時忘卻了過去的一年，抬頭看著它，驚嘆不已。
我的房間在法學院附近的研究生宿舍里。房間很小，像個洞穴——黑暗、潮濕又陰冷，有著灰色的牆壁和冰冷的鉛色瓷磚。我盡量不在裡面待著。這所大學似乎提供了一個新的開始，我打算接受它。我將能選的課程排得滿滿的，從德國理想主義到世俗主義的歷史，再到倫理和法律。我參加了一個每周一次的學習小組練習法語，還參加了一個社團學習編織。研究生院開設了一門免費的炭筆素描課，雖然我這輩子從沒畫過畫，但也報名參加了。
我開始大量閱讀休謨、盧梭、史密斯、戈德溫、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作品。我迷失在他們生活過的世界裡，迷失在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中。我著迷於他們對家庭的看法——個人應該如何權衡自己對親人的特殊義務以及對整個社會的義務。我開始寫作，把從休謨的《道德原則研究》中發現的線索與穆勒《論婦女的從屬地位》中的細節編織在一起。寫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一部不錯的作品，寫完後我將它放在一邊。這就是我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章。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從素描課下課回來，我發現母親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我們要去哈佛，她說。這句話我至少讀了三遍，肯定她在開玩笑。我父親從不旅行——除了到亞利桑那州看望他母親，我知道他從不去任何地方——所以他要飛越大半個美國看望一個被魔鬼附身的女兒的念頭似乎太荒誕了。接著我明白了：他是來拯救我的。母親說他們已經訂好了機票，到時會住在我的宿舍里。
「你們要不要住旅館？」我問。他們不住。
幾天後，我登錄一個多年未用的舊聊天程序。隨著一聲歡快的「叮——」，一個名字從灰色變成綠色，提示道，查爾斯上線了。我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聊天的，也忘了是誰建議從線上聊天改成打電話的。我們聊了一個小時，彷彿時光從未流逝。
他問我在哪裡念書。我回答完，他說：「哈佛！天啊！」
「誰會想到啊，是吧？」我說。
「我想到了。」他說。的確，他總是那樣看我，早在有任何跡象之前。
我問他大學畢業後在做什麼，換來一陣尷尬的沉默。「計畫不如變化快。」他說。他沒能大學畢業。大二時他的兒子出生了，他便輟學了，因為他的妻子病了，有一大堆醫藥費要付。他去了懷俄明州的石油鑽井平台工作。「本來只干幾個月，」他說，「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告訴他肖恩的事，我如何失去他，如何失去了其他家人。他靜靜地聽著，然後長嘆一聲，說：「你有沒有想過，也許你應該放手讓他們離開？」
我沒有，一次也沒有。「並不會永遠這樣下去，」我說，「我能解決它。」
「真有意思，你竟然變化這麼大，」查爾斯說，「但聽上去還和我們十七歲時一樣。」
樹葉開始變色時，我的父母來到了校園。那正值校園最美麗的時候，秋日紅色和黃色的樹葉與殖民時期建築風格的酒紅色磚牆交相輝映。爸爸說著語法混亂的鄉巴佬英語，身著牛仔襯衫，戴著美國步槍協會終身會員的帽子，與哈佛的環境是那樣格格不入，他的疤痕更強化了這個效果。那次爆炸後的幾年裡，我已見過他多次，但直到他來到哈佛，在我生活的襯托下，我才意識到他的毀容有多麼嚴重。我通過路人的眼睛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街上從陌生人身邊走過時，那些人臉色大變，還會回頭再看他一眼。然後我也會看著他，注意到他下巴上的皮膚像塑料一樣緊繃，他的嘴唇缺少自然的弧度，他的雙頰像骷髏一樣向內凹陷。他經常舉起變形扭曲的右手，指著某個東西，而當我盯著它，看著它正指向哈佛大學古老的尖塔和圓柱，它在我眼中似乎便成了某種神秘生物的爪子。
爸爸對大學不感興趣，所以我帶他去了城裡。我教他乘坐地鐵——如何把卡插進卡槽，通過旋轉門。他大笑，彷彿那是了不起的技術。一個流浪漢穿過我們乘坐的地鐵車廂，討要一美元。爸爸給了他一張嶄新的五十美元票子。
「在波士頓你要是一直這樣下去，會破產的。」我說。
「我不信，」爸爸眨眨眼說，「我們的生意興隆，賺的錢花不完！」
因為爸爸身體虛弱，所以他睡床。我提前買了一張充氣床墊給母親用，我則睡在瓷磚地板上。父母鼾聲如雷，我徹夜未眠。太陽終於升起的時候，我躺在地板上，閉著眼睛，慢慢地呼吸，深呼吸，而我的父母在翻看我的迷你冰箱，低聲談論我。
「上帝吩咐我作見證。」爸爸說，「她還可以被帶到上帝面前。」
他們謀劃如何讓我重新皈依，我則考慮如何順從他們。我準備屈服，即使這意味著驅魔。一個奇蹟會有用：如果我能夠上演一場令人信服的重生，我就能從去年說過和做過的一切中解脫出來。我可以收回一切——把一切都歸咎到路西法身上，洗心革面。我想像自己將多麼受人尊敬，就像一隻剛剛被洗凈的器皿。我將多麼惹人喜愛。我只需將我的記憶換成他們的記憶，就可以擁有家人。
我父親想去紐約州的拋邁拉看神聖樹林——據約瑟夫·史密斯記載，上帝曾現身在這片樹林，命令他建立真正的教會。我們租了一輛車，六小時後進入拋邁拉。在高速公路旁的樹林附近，一座神殿閃閃發光，神殿頂端有一座天使莫羅尼的金色雕像。爸爸將車停在路邊，讓我穿過神殿。「摸一下神殿，」他說，「它的力量會凈化你。」
我打量著他的臉。他的表情很誇張，既認真又絕望。他傾盡全力想讓我觸摸神殿，期望我得到救贖。
我和父親看著神殿。他看見的是上帝；我看見的是花崗岩。我們面面相覷。他看到一個被詛咒的女人；我看到一個精神錯亂的老人，確實因為他的信仰而面容盡毀，卻仍得意揚揚。我想起桑丘·潘沙 的話：遊俠騎士就是一會兒挨揍，一會兒做皇帝。
現在當我回想起那一刻，畫面模糊起來，自我重構成一名身騎駿馬的狂熱騎士，沖入一場想像中的戰役，攻擊陰影，砍向稀薄的空氣。他下巴緊閉，背部挺直。他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眼底燃燒的火花迸射而出。母親向我投來蒼白而懷疑的目光，但當他把目光轉向她時，他們的想法又一致了，然後他們倆朝風車衝去。
我走過去，將手掌放在神殿石頭上。我閉上眼睛，試圖讓自己相信這個簡單的舉動可以帶來父母所祈禱的奇蹟。我只需觸摸這個聖物，藉助全能的上帝的力量，一切便會恢複正常。但我什麼也沒感覺到。只不過是冰冷的石頭。
我回到車上。「我們走吧。」我說。
當生活本身已經如此荒唐，誰知道什麼才能算作瘋狂？
在隨後的日子裡，我把這句話寫在各處——無意識地、強迫般地寫。現在，從我當時讀的書、我的課堂筆記和日記的頁邊空白處，都能找到這句話。它的吟誦是一種咒語。我強迫自己相信——相信我所認為的真實與虛假之間沒有真正的差別。我說服自己相信，我計畫要做的事是值得敬佩的，為了贏得父母的愛，我願意放棄自己對是非、現實和理智的看法。為了他們，我相信即使我看到的只是風車，我也願意披上盔甲，向巨人衝鋒。
我們進入神聖樹林。我走在前面，發現樹冠下有一條長凳。這是一片可愛的樹林，歷史悠久。這就是我的祖先來到美國的原因。一根樹枝咔嚓一聲折斷了，我的父母跟了上來。他們坐在我的兩側。
父親講了兩個小時。他作證，說他曾見過天使和魔鬼。他見過邪惡現身，也曾受到主耶穌基督的眷顧，就像古時的先知一樣，像約瑟夫·史密斯在這片樹林里經歷的一樣。他說，他的信仰不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完美的知識。
「你已被路西法帶走了，」他低聲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一進你的房間就能感覺到。」
我想起我的宿舍，想起陰暗的牆壁和冰冷的瓷磚，想起德魯送給我的向日葵，還有來自辛巴威的一個朋友從他的村莊帶來的紡織壁掛。
母親什麼也沒說。她盯著泥土，眼睛發亮，嘴唇噘起。爸爸催促我做出回答。我在內心深處搜尋他想聽的話，但一無所獲。它們不在我心裡。
回哈佛前，我說服父母繞道去看尼亞加拉瀑布。車裡氣氛凝重，起初我後悔提出這個轉移注意力的建議，但爸爸一看到瀑布就變得興高采烈。我帶了一台相機。爸爸一直討厭相機，但看到我拿著相機，他的眼裡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塔拉！塔拉！」他跑到我和母親前面喊道，「在這個角度給你自己拍張照片。多美啊！」他彷彿意識到我們正在創造回憶，一種我們日後可能需要的美好。或者那是我情緒的投射，因為那正是我的感受。我在日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