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克峰待的時間不長,大概一個星期。離開山的那天,奧黛麗叫我不要走。那次談話的內容我不記得了,但我記得寫過關於這件事的日記。回到劍橋後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橋上,凝視著國王學院的教堂,寫下了那則日記。我記得那條平靜的河流,記得秋日落葉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緩緩漂流。我記得鋼筆在紙上沙沙寫字的聲音,準確詳細地記下了姐姐說過的話,有整整八頁的篇幅。但我對她說那番話的記憶消失了,似乎我是為了忘卻才寫下來的。
奧黛麗讓我留下來。她說,肖恩太強大,太有說服力,她無法單獨面對他。我告訴她,她並不孤單,她還有母親。奧黛麗說我不明白,畢竟從沒有人相信過我們。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會說我們撒謊。我告訴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應該相信他們。然後我登上了飛機,飛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為在如此安全的距離——在宏偉的圖書館和古老的教堂的環繞下——記錄下姐姐的恐懼而感到內疚,只有一個跡象可以表明這點。那一晚,在日記的最後一行,我寫道:今晚的劍橋不如以前美麗。
德魯已被一個中東研究碩士項目錄取,和我一起來到了劍橋。我把我與奧黛麗的談話告訴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個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僅僅是有趣的軼事。當然那是過去的事了,我說。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該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著我,以防我做出什麼瘋狂的舉動。
第一個學期在一連串的晚餐、深夜派對以及不時在圖書館熬夜看書中度過了。為了獲得博士學位,我必須進行一項原創性學術研究。換句話說,閱讀了五年的歷史,現在該輪到我來書寫歷史了。
但是寫什麼呢?在為撰寫碩士論文而閱讀時,我驚訝地發現,十九世紀的偉大哲學家們身上有摩門教神學的影子。我嚮導師大衛·朗西曼提出這一點。「那就是你的研究項目,」他說,「你可以做前人沒研究過的東西:你不僅可以把摩門教視為一場宗教運動,也可以將它作為一場學術運動來研究。」
我開始重讀約瑟夫·史密斯和楊百翰的信件。小時候讀這些信時,我懷著崇拜之情;現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讀它們,不是用批評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將一夫多妻製作為一項社會政策,而不是一種教條來解讀。我將它與其自身的目標,以及同時期的其他運動和理論進行比較。這感覺就像一種激進的行為。
我在劍橋的朋友已經成為家人,與他們在一起讓我有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在巴克峰已經消失了多年。有時這種感覺讓我痛苦。我想,沒有哪個親妹妹愛陌生人會勝過愛自己的哥哥,又是什麼樣的女兒比起父親會更喜愛自己的老師?
儘管這並非我所願,我還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歡自己選擇的家庭,而不是被給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劍橋越開心,我的開心就越因為覺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發著惡臭。這種感覺變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一種我可以在舌頭上品嘗、在呼吸中聞到的東西。
聖誕節我買了一張回愛達荷州的機票。啟程前一天晚上,我們學院舉辦了一次晚宴。我的一位朋友組織了一個室內唱詩班,要在晚宴上唱聖誕頌歌。唱詩班已排練了好幾個星期,但在宴會那天,女高音得了支氣管炎。那天下午,我的電話響了,是我的那個朋友。「麻煩告訴我,你認識會唱歌的人嗎?」他說。
我已經多年不唱歌了,而且從沒在爸爸不在場時唱過,但幾個小時後,我加入了室內唱詩班,登上了大廳里巨大的聖誕樹上方的椽子附近的平台。我珍惜那一刻,很高興能再一次感受音樂從胸口浮上來的輕盈感。我也想知道爸爸會不會冒著進入大學和這個國家的風險,來到這裡聽我唱歌。我相信他會的。
巴克峰還是老樣子。公主被積雪覆蓋,但我還能看到她腿部深深的輪廓。我到家時,母親正在廚房,一手攪拌燉湯,一手拿著電話解釋益母草的特性。爸爸的桌子仍是空的。母親說,他在地下室,躺在床上。他的肺里好像有什麼東西。
一個身材魁梧的陌生人慢吞吞地從後門走了進來。過了幾秒鐘我才認出那是哥哥盧克。他的鬍子那麼濃密,看上去和他養的山羊一樣。他的左眼是白色的,已經瞎了:幾個月前,他的臉被彩彈槍擊中。他穿過房間,拍了拍我的背,我盯著他剩下的那隻眼睛,尋找熟悉的東西。直到看到他前臂上凸起的傷疤——一個兩英寸寬的對勾,正是被大剪刀傷到的地方——我才確定這個人就是我的哥哥。 他告訴我,他和妻子還有一群孩子住在穀倉後面的一間活動房裡,他在北達科他州的石油鑽塔上工作賺錢。
兩天過去了。爸爸每晚都上樓,坐在擴建的「教堂」里的沙發上,一邊咳嗽,一邊看電視或者讀舊約。我每天不是學習,就是幫母親幹活。
第三天晚上,我正坐在餐桌旁看書,這時肖恩和本傑明從後門拖著步子走了進來。本傑明正對肖恩說他在鎮上的一場小交通事故後跟人打架的事。他說,在他下卡車與對方司機對峙之前,他把手槍塞進了牛仔褲的腰帶里。「那傢伙不知道自己惹了什麼麻煩。」本傑明咧嘴笑著說。
「這種事只有傻瓜才會帶槍。」肖恩說。
「我又不是真想開槍。」本傑明嘟囔著。
「那就別帶槍,」肖恩說,「那樣你才知道你不會用到它。如果帶了,你可能就用上了,事情就是這樣。拳頭干架很快就會演變成激烈槍戰。」
肖恩平靜地說著,面帶沉思。他那頭金髮又臟又亂,也該修剪了。他臉上布滿了泥灰色的胡茬,眼睛在油污和塵土下閃閃發光,好像灰雲中閃爍的藍色火焰。他的表情和言談似乎來自一個比他年紀大得多的人,一個熱血已經冷卻,與世無爭的人。
肖恩轉向我。我一直在躲著他,但突然間,這麼做似乎很不公平。他已經變了,假裝他沒有改變是很殘忍的。他問我是否願意跟他開車兜風,我說好。肖恩想吃冰激凌,於是我們買了冰沙。談話平靜、舒適,就像多年前在畜欄里那些昏暗的夜晚一樣。他跟我談了很多:爸爸不在時他負責管理工作小隊;兒子彼得肺部虛弱,做過幾次手術,晚上仍戴著氧氣管。
我們眼看就快到家了,離巴克峰只有一英里,這時肖恩轉動方向盤,汽車在冰上打滑。他在轉彎時加速,輪胎一頓,汽車跳上了一條小路。
「我們這是要去哪兒啊?」我問,但這條路只通往一個地方。
教堂很暗,停車場空無一人。
肖恩繞著停車場轉了一圈,然後在大門口附近停下。他熄了火,車頭燈滅了。黑暗中我幾乎看不清他的臉部輪廓。
「你跟奧黛麗聯繫得多嗎?」他說。
「不多。」我說。
他似乎放鬆了下來,然後說:「奧黛麗就是個愛說謊的賤人。」
我移開目光,盯著教堂尖頂,在星光的映照下,那尖頂清晰可見。
「我會朝她腦袋開一槍,」肖恩說,我感覺他的身體朝我這邊挪動,「但我不想把一顆好子彈浪費在一個沒用的婊子身上。」
絕對不能看他。我幾乎相信,只要我的眼睛一直盯著教堂尖頂,他就不會動我。只是幾乎相信,因為即使我緊抓這個念頭不放,我也等待感受到他的手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很快就會感受到他的雙手,但我一動不敢動,不敢打破這個等待的魔咒。那一刻某種程度上我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樣,打破魔咒、解除魔法的人會是我。當寂靜被打破,他憤怒地沖向我,我就會知道肯定是我做了什麼,成了催化劑和導火索。這種迷信中透露著希望,給人能掌控局面的錯覺。
我一動不動地待著,腦海一片空白。
咔嗒一聲點火,引擎轟隆隆地發動起來,通風口湧出了陣陣暖風。
「你想去看電影嗎?」肖恩問。他的聲音很是隨意。我看著汽車急轉調頭,蹣跚地重新回到公路上,感覺世界隨之旋轉。「看部電影是個好主意。」他說。
我什麼也沒說,不願動也不願說,唯恐冒犯了我仍然相信拯救了我的奇異的物理巫術。肖恩似乎沒有意識到我的沉默。在開車回巴克峰的最後一英里路上,他愉快地閑聊,幾乎開玩笑般談論要不要看《特工插班生》那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