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克峰待的時間不長，大概一個星期。離開山的那天，奧黛麗叫我不要走。那次談話的內容我不記得了，但我記得寫過關於這件事的日記。回到劍橋後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橋上，凝視著國王學院的教堂，寫下了那則日記。我記得那條平靜的河流，記得秋日落葉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緩緩漂流。我記得鋼筆在紙上沙沙寫字的聲音，準確詳細地記下了姐姐說過的話，有整整八頁的篇幅。但我對她說那番話的記憶消失了，似乎我是為了忘卻才寫下來的。
奧黛麗讓我留下來。她說，肖恩太強大，太有說服力，她無法單獨面對他。我告訴她，她並不孤單，她還有母親。奧黛麗說我不明白，畢竟從沒有人相信過我們。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會說我們撒謊。我告訴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應該相信他們。然後我登上了飛機，飛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為在如此安全的距離——在宏偉的圖書館和古老的教堂的環繞下——記錄下姐姐的恐懼而感到內疚，只有一個跡象可以表明這點。那一晚，在日記的最後一行，我寫道：今晚的劍橋不如以前美麗。
德魯已被一個中東研究碩士項目錄取，和我一起來到了劍橋。我把我與奧黛麗的談話告訴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個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僅僅是有趣的軼事。當然那是過去的事了，我說。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該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著我，以防我做出什麼瘋狂的舉動。
第一個學期在一連串的晚餐、深夜派對以及不時在圖書館熬夜看書中度過了。為了獲得博士學位，我必須進行一項原創性學術研究。換句話說，閱讀了五年的歷史，現在該輪到我來書寫歷史了。
但是寫什麼呢？在為撰寫碩士論文而閱讀時，我驚訝地發現，十九世紀的偉大哲學家們身上有摩門教神學的影子。我嚮導師大衛·朗西曼提出這一點。「那就是你的研究項目，」他說，「你可以做前人沒研究過的東西：你不僅可以把摩門教視為一場宗教運動，也可以將它作為一場學術運動來研究。」
我開始重讀約瑟夫·史密斯和楊百翰的信件。小時候讀這些信時，我懷著崇拜之情；現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讀它們，不是用批評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將一夫多妻製作為一項社會政策，而不是一種教條來解讀。我將它與其自身的目標，以及同時期的其他運動和理論進行比較。這感覺就像一種激進的行為。
我在劍橋的朋友已經成為家人，與他們在一起讓我有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在巴克峰已經消失了多年。有時這種感覺讓我痛苦。我想，沒有哪個親妹妹愛陌生人會勝過愛自己的哥哥，又是什麼樣的女兒比起父親會更喜愛自己的老師？
儘管這並非我所願，我還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歡自己選擇的家庭，而不是被給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劍橋越開心，我的開心就越因為覺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發著惡臭。這種感覺變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一種我可以在舌頭上品嘗、在呼吸中聞到的東西。
聖誕節我買了一張回愛達荷州的機票。啟程前一天晚上，我們學院舉辦了一次晚宴。我的一位朋友組織了一個室內唱詩班，要在晚宴上唱聖誕頌歌。唱詩班已排練了好幾個星期，但在宴會那天，女高音得了支氣管炎。那天下午，我的電話響了，是我的那個朋友。「麻煩告訴我，你認識會唱歌的人嗎？」他說。
我已經多年不唱歌了，而且從沒在爸爸不在場時唱過，但幾個小時後，我加入了室內唱詩班，登上了大廳里巨大的聖誕樹上方的椽子附近的平台。我珍惜那一刻，很高興能再一次感受音樂從胸口浮上來的輕盈感。我也想知道爸爸會不會冒著進入大學和這個國家的風險，來到這裡聽我唱歌。我相信他會的。
巴克峰還是老樣子。公主被積雪覆蓋，但我還能看到她腿部深深的輪廓。我到家時，母親正在廚房，一手攪拌燉湯，一手拿著電話解釋益母草的特性。爸爸的桌子仍是空的。母親說，他在地下室，躺在床上。他的肺里好像有什麼東西。
一個身材魁梧的陌生人慢吞吞地從後門走了進來。過了幾秒鐘我才認出那是哥哥盧克。他的鬍子那麼濃密，看上去和他養的山羊一樣。他的左眼是白色的，已經瞎了：幾個月前，他的臉被彩彈槍擊中。他穿過房間，拍了拍我的背，我盯著他剩下的那隻眼睛，尋找熟悉的東西。直到看到他前臂上凸起的傷疤——一個兩英寸寬的對勾，正是被大剪刀傷到的地方——我才確定這個人就是我的哥哥。 他告訴我，他和妻子還有一群孩子住在穀倉後面的一間活動房裡，他在北達科他州的石油鑽塔上工作賺錢。
兩天過去了。爸爸每晚都上樓，坐在擴建的「教堂」里的沙發上，一邊咳嗽，一邊看電視或者讀舊約。我每天不是學習，就是幫母親幹活。
第三天晚上，我正坐在餐桌旁看書，這時肖恩和本傑明從後門拖著步子走了進來。本傑明正對肖恩說他在鎮上的一場小交通事故後跟人打架的事。他說，在他下卡車與對方司機對峙之前，他把手槍塞進了牛仔褲的腰帶里。「那傢伙不知道自己惹了什麼麻煩。」本傑明咧嘴笑著說。
「這種事只有傻瓜才會帶槍。」肖恩說。
「我又不是真想開槍。」本傑明嘟囔著。
「那就別帶槍，」肖恩說，「那樣你才知道你不會用到它。如果帶了，你可能就用上了，事情就是這樣。拳頭干架很快就會演變成激烈槍戰。」
肖恩平靜地說著，面帶沉思。他那頭金髮又臟又亂，也該修剪了。他臉上布滿了泥灰色的胡茬，眼睛在油污和塵土下閃閃發光，好像灰雲中閃爍的藍色火焰。他的表情和言談似乎來自一個比他年紀大得多的人，一個熱血已經冷卻，與世無爭的人。
肖恩轉向我。我一直在躲著他，但突然間，這麼做似乎很不公平。他已經變了，假裝他沒有改變是很殘忍的。他問我是否願意跟他開車兜風，我說好。肖恩想吃冰激凌，於是我們買了冰沙。談話平靜、舒適，就像多年前在畜欄里那些昏暗的夜晚一樣。他跟我談了很多：爸爸不在時他負責管理工作小隊；兒子彼得肺部虛弱，做過幾次手術，晚上仍戴著氧氣管。
我們眼看就快到家了，離巴克峰只有一英里，這時肖恩轉動方向盤，汽車在冰上打滑。他在轉彎時加速，輪胎一頓，汽車跳上了一條小路。
「我們這是要去哪兒啊？」我問，但這條路只通往一個地方。
教堂很暗，停車場空無一人。
肖恩繞著停車場轉了一圈，然後在大門口附近停下。他熄了火，車頭燈滅了。黑暗中我幾乎看不清他的臉部輪廓。
「你跟奧黛麗聯繫得多嗎？」他說。
「不多。」我說。
他似乎放鬆了下來，然後說：「奧黛麗就是個愛說謊的賤人。」
我移開目光，盯著教堂尖頂，在星光的映照下，那尖頂清晰可見。
「我會朝她腦袋開一槍，」肖恩說，我感覺他的身體朝我這邊挪動，「但我不想把一顆好子彈浪費在一個沒用的婊子身上。」
絕對不能看他。我幾乎相信，只要我的眼睛一直盯著教堂尖頂，他就不會動我。只是幾乎相信，因為即使我緊抓這個念頭不放，我也等待感受到他的手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很快就會感受到他的雙手，但我一動不敢動，不敢打破這個等待的魔咒。那一刻某種程度上我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樣，打破魔咒、解除魔法的人會是我。當寂靜被打破，他憤怒地沖向我，我就會知道肯定是我做了什麼，成了催化劑和導火索。這種迷信中透露著希望，給人能掌控局面的錯覺。
我一動不動地待著，腦海一片空白。
咔嗒一聲點火，引擎轟隆隆地發動起來，通風口湧出了陣陣暖風。
「你想去看電影嗎？」肖恩問。他的聲音很是隨意。我看著汽車急轉調頭，蹣跚地重新回到公路上，感覺世界隨之旋轉。「看部電影是個好主意。」他說。
我什麼也沒說，不願動也不願說，唯恐冒犯了我仍然相信拯救了我的奇異的物理巫術。肖恩似乎沒有意識到我的沉默。在開車回巴克峰的最後一英里路上，他愉快地閑聊，幾乎開玩笑般談論要不要看《特工插班生》那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