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英國的前一天，我開車沿山脈行駛七英里，然後拐到一條狹窄的土路上，來到一座淺灰藍色的房子跟前。我在一輛幾乎和房子一樣大的房車後面停了車，敲了敲門。我姐姐來開門。
她穿著法蘭絨睡衣站在門口，背著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一條腿被兩個小女孩緊緊抱住，身後還站著她大約六歲的兒子。奧黛麗邁到一邊，讓我進去，但她動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對視。自從她結婚後，我們很少見面。
我走進房子，在玄關處突然停下，看見油氈布上有個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我繞過洞走進廚房，裡面充滿了母親的精油味——樺木、桉樹和羅文沙的氣味。
我們的談話慢條斯理，時斷時續。奧黛麗沒有問我關於英國和劍橋大學的問題。她對我的生活一無所知，於是我們談論她的生活——公立學校如何腐敗透頂，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和我一樣，奧黛麗從未上過公立學校。她十七歲時曾有一段時間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學力證書，甚至還將鹽湖城的表妹米茜請來教她。米茜幫奧黛麗輔導了一整個暑假，最後宣布，奧黛麗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級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學力證書根本不可能。她的女兒拿來一張畫給我看，我咬著嘴唇，盯著這個女孩，心想她能指望從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那裡學到什麼呢。
我們給孩子們做早餐，然後和他們到雪地里玩耍。我們烘焙，看犯罪片，設計串珠手鐲。那感覺就像穿過一面鏡子，體驗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會過的人生。但是我沒有留下來。我與姐姐的人生有著天壤之別，我們之間似乎毫無共同點。幾個小時過去了，到了傍晚時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願與我對視。
我給她的孩子們帶了一套瓷製小茶具，當他們開始為茶壺爭吵，我便將茶具收了起來。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現在五歲了，已經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如果你表現得像個孩子，」我說，「我就把你當孩子對待。」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說，我腦子裡想的是肖恩。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恨自己說了這樣的話。我轉身將茶具遞給姐姐，好讓她為孩子們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時，我差點兒把茶具扔在地上。她的嘴張成了一個圓圈。
「肖恩過去常這麼說。」她說道，眼睛緊盯著我的眼睛。
那一刻將永遠伴隨著我。第二天在鹽湖城登機時，我會憶起它；飛機在倫敦著陸時，我心裡仍會想著它。那一刻帶來的震撼，我無法擺脫。不知何故，我竟從未意識到，我所經歷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經歷過。
那個學期，我把自己交給大學，就像把樹脂交給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徹底改變。我強迫自己和其他同學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別人笨拙地介紹自己，直到我有了一個小小的朋友圈子。接著我著手清除擋在我和他們之間的障礙。我第一次品嘗了紅酒，我的新朋友們嘲笑我喝酒時緊繃的臉。我扔掉高領衫，開始穿剪裁更時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無袖的、領口不那麼規矩的衣服。在這段時期的照片中，我為這種平衡感到震驚：我和其他人看起來並無兩樣。
四月，我開始步入正軌。我寫了一篇關於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自我主權概念的文章。我的導師大衛·朗西曼博士說，如果我的論文保持同一水準，我就有可能獲得在劍橋讀博士的資格。我驚呆了：我像一個冒名頂替者，偷偷溜進這座宏偉的殿堂，現在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從前門進來了。我開始撰寫論文，再次選擇穆勒作為主題。
學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圖書館自助餐廳吃午飯時，我認出了與我同一項目的一群學生。他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我問能否加入他們，一個名叫尼克的高個子義大利人點點頭。從談話中我得知尼克邀請其他人在春假期間去羅馬找他玩。「你也可以來。」他說。
我們提交了最後幾篇期末論文，便登上了飛機。在羅馬的第一晚，我們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著這座大都市。拜占庭式的圓頂像騰空的氣球一樣盤旋在城市上空。那時天色已近黃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輝中。那不是鋼、玻璃和混凝土構成的現代城市的顏色，而是夕陽的顏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實。尼克問我對他的家鄉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說：它看上去很不真實。
第二天早餐時，其他人都在談論他們的家庭。一個人的父親是外交官；另一個人的父親是牛津大學的教授。有人問起我的父母，我說我的父親有一個廢料場。
尼克帶我們去了他過去學習小提琴的音樂學院。它坐落在羅馬的中心地帶，裝飾富麗堂皇，有宏偉的樓梯和敞亮的大廳。我試著想像在這樣一個地方學習會是怎樣的感覺：每天清晨踏過大理石地板，日復一日，將學習與美相聯繫。但我想像不出來。我只能將我置身的這所學校想像成一座博物館，目之所見皆是別人生活的遺迹。
我們在羅馬遊覽了兩天。這座城市既生機勃勃，又猶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築彷彿風乾的骨頭，嵌在現代生活的動脈——搏動的電纜和繁忙的交通中。我們參觀了萬神殿、古羅馬廣場和西斯廷教堂。我本能地產生了膜拜敬仰之情。這就是我對整座城市的感受：它應該被放置在玻璃後面，讓世人從遠處瞻仰，不可觸摸，亘古不變。我的同伴們不一樣，他們在這座城市中穿梭，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但並未被它征服。他們沒有在許願池邊安靜下來，也沒有在羅馬斗獸場保持沉默。相反，在我們參觀一個個歷史遺迹的路上，他們討論起哲學——霍布斯和笛卡爾，阿奎那和馬基雅維利。他們與這些宏偉的建築之間存在一種共生關係：他們將古老的建築作為他們談話的背景，給予它們生命；他們拒絕將它們視為死物，在它們的祭壇前頂禮膜拜。
第三晚來了一場暴風雨。我站在尼克家的陽台上，看著閃電劃破長空，聽著隆隆雷聲。那一刻我恍若回到了巴克峰，感受到天地間如此巨大的威力。
第二天一早，萬里無雲。我們在博爾蓋塞別墅的庭院里野餐，喝紅酒，吃點心。陽光燦爛，糕點美味。當時那種感覺超越一切。有人提到霍布斯，我不假思索地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將這個聲音從過去帶到一個浸淫了歷史的時刻，似乎再自然不過，即使這個聲音與我自己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大家停頓了一下，看看是誰說的，然後有人問起這句話的出處，於是談話繼續。
接下來的一周里，我像他們一樣體驗了羅馬：一個歷史聖地，也是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美食、交通、衝突和雷聲的地方。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館，對我而言它像巴克峰一樣鮮活。羅馬人民廣場。卡拉卡拉浴場。聖天使堡。在我腦海中，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紅色火車車廂和大剪刀一樣真實。它們所代表的世界——包含哲學、科學和文學的整個文明——與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國立古代藝術美術館，我站在卡拉瓦喬《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面前，絲毫沒有聯想到殺雞。
我不知道是什麼引起了這種轉變，為什麼突然間我可以與過去偉大的思想家們交流，而不再單純對他們肅然起敬。這座城市中，陳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瀝青在紅綠燈的照耀下熠熠生輝，讓我看到一種東西，指引我可以欣賞過去，卻不再沉默不語。
回到劍橋，我還在呼吸著古老磚石的歷史氣息。我知道會有德魯的來信，衝上樓，急著查看電子郵件。我打開筆記本電腦，看見的確有德魯的來信，還有一封信來自另一個人：我姐姐。
我打開奧黛麗的消息。長長的一整段，沒有多少標點符號，有很多拼寫錯誤。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些不規範的語法上，以為它們會削弱文本的聲音。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沒有被掩蓋，反而像是從屏幕上對我大喊大叫。
奧黛麗說，多年前她就該阻止肖恩，這樣在她之後我就不會受到同樣的傷害。她說小時候，她想告訴母親，尋求母親的幫助，但她覺得母親不會相信她。她說得沒錯。結婚前，她噩夢連連，記憶閃回，於是她告訴了母親。母親說那些回憶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本該幫你，奧黛麗寫道，但是連我自己的母親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她說她要糾正這個錯誤。她寫道：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肖恩傷害他人，上帝會追究我的責任。她要和他以及我們的父母當面對質，她問我能否和她站在一起。不管有沒有你，我都會這麼做。但是沒有你，我可能會輸。
我在黑暗中坐了許久。我恨她給我寫了這麼一封信。感覺她把我從一個生活快樂的世界裡拽了出來，重新拉回另一個世界。
我寫了回信。我告訴她，她說得對，我們當然應該阻止肖恩，但我讓她先按兵不動，等我回愛達荷州再說。我不知道我為何讓她先等等，等一段時間會有什麼好處。我不知道與父母交談會有何結果，但直覺告訴我情況不妙。只要我們還沒有問，就有可能相信他們不會放任不管。告訴他們這些是在冒難以想像的風險，意味著我們心裡明白他們早就知道此事。
奧黛麗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