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石門擋住了三一學院的入口，石門上還有一扇小木門。我穿過門走進去。一位身穿黑色大衣、頭戴圓頂禮帽的行李搬運工帶我參觀了學院，領我穿過最大的庭院——中庭。我們穿過石頭過道，走進一條鋪滿成熟小麥色石頭的長廊。
「這裡是北迴廊，」搬運工說，「牛頓就是在這裡跺腳測量回聲，首次計算了聲速。」
我們回到大門。我的房間在正對著它的三層。搬運工走後，我站在兩個行李箱中間，從小窗口向外望去，凝視著神秘的石門和它超凡脫俗的城垛。劍橋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古老而美麗。只是我變了。我不再是一名遊客，不再是一個客人。我成了大學的一員。門上寫著我的名字。根據上面的文字，我屬於這裡。
第一堂課我穿了深色衣服，希望自己不會太顯眼，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與其他同學不一樣。我說起話來當然不像他們，不僅僅因為他們是英國人。他們的言語節奏輕快、抑揚頓挫，讓我覺得像是在唱歌，而不是說話。在我聽來，他們說話時文質彬彬，顯得受過良好教育；而我說話則傾向於含糊不清，一緊張就結巴。
我在一張大方桌周圍選了一個座位，聽鄰座的兩個學生討論講座主題——以賽亞·伯林 的兩個自由概念。坐在我旁邊的學生說他以前在牛津大學學過以賽亞·伯林；另一個說他在劍橋讀本科時就已經聽過這位老師講的關於伯林的課。我從未聽說過以賽亞·伯林這個名字。
老師開始講課。他語氣平靜，但將材料過得很快，彷彿認定我們對此都已很熟悉。其他學生證實了這一點，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沒記筆記。我將每個字都草草地記了下來。
「那麼以賽亞·伯林的兩種概念是什麼？」老師問。幾乎所有同學都舉起了手。老師叫了那名來自牛津的學生。「消極自由，」他說，「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礙的自由。此種意義下的自由指一個人的身體不受他人阻礙地行動。」一時之間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總能準確無誤地把讀過的東西背誦出來。
「很好，」老師說，「第二個呢？」
「積極自由，」另一個學生答道，「是擺脫內部約束的自由。」
我在筆記里記下這個定義，但我並不理解它。
老師試圖澄清這個概念。他說積極自由是自製，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統治。他解釋說，擁有積極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從非理性的恐懼和信仰中解放出來，從上癮、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強迫中解脫出來。
我不知道何為自我強迫。我環顧房間，除了我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數記筆記的學生之一。我想讓老師做進一步解釋，但是有什麼東西讓我放棄了這個想法——我確信這樣做無異於對著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屬於這裡。
下課後，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凝視著窗外的石門和中世紀時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積極自由，想到了自我強迫可能的意義，直到我的頭隱隱作痛。
我給家裡打電話，是母親接的。聽見我用哭聲說「你好，母親」，她很激動。我告訴她，我不該來劍橋，我什麼都不懂。她說她一直在進行肌肉測試，發現我有一個脈輪失去了平衡。她說她能調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沒關係，」她說，「我會調整奧黛麗身上的脈輪，讓它飛向你。」
「讓它怎麼著我？」
「飛，」她說，「對生命能量來說，距離不是問題。我可以從這裡將修正過的能量傳送給你。」
「能量的傳播速度有多快？」我問，「和聲速一樣，還是更像一架噴氣式客機？它是直接飛過來，還是會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親笑著掛斷了電話。
大部分早晨我在學校圖書館的一個靠窗的位置上學習。還是這樣的一天早晨，楊百翰大學的好友德魯通過電子郵件給我發了一首歌。他說那是一首很經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從未聽說過。我用耳機播放了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著北迴廊，一遍又一遍地聽：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我把這兩行歌詞記在筆記本上，寫在正在撰寫的論文的空白處。閱讀時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地飄到歌詞上面。我從網上了解到鮑勃·馬利 腳上的腫瘤。我還了解到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該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絕做截肢手術。他在四年後去世，年僅三十六歲。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這句歌詞是馬利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當時本可以動手術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轉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腦。我想像一個貪婪的外科醫生，長著鋒利的牙齒和細長的手指，力勸馬利進行截肢手術。想到醫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敗的藥物，我便膽怯退縮了。這時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過來的一點，儘管我已棄絕了父親的世界，卻從未尋找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
我將筆記本翻到關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那堂課。在一個空白處，我畫線寫下：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然後我拿起電話撥通號碼。
「我需要接種疫苗。」我告訴護士。
每個星期三下午我參加一個研討會，在那裡注意到兩個女生——卡特里娜和蘇菲——幾乎總是坐在一起。聖誕節幾星期前的一個下午，她們問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開口跟她們說話。我以前從未喝過「一杯咖啡」——我從未嘗過咖啡的味道，因為這是教會嚴令禁止的——但我跟著她們來到街對面的一家咖啡館。 收銀員很不耐煩，於是我隨便選了一杯。她遞給我一個過家家大小的杯子，裡面盛著一大湯匙泥漿顏色的液體。我眼巴巴地望著卡特里娜和蘇菲端回我們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她們討論起課堂上的概念；我則糾結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們輕鬆自如地使用高深複雜的術語。其中一些術語，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聽過，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還有一些，比如「霸權式男性氣概」，我讀著就拗口，更不用說理解了。我喝了幾口苦味的濃縮液體，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她們談論的是女權主義。我盯著她們，好像她們在玻璃後面。我從來沒有聽人將「女權主義」這個詞用作譴責以外的含義。在楊百翰大學，「你聽上去像個女權主義者」標誌著爭論的結束。它也表明你輸了。
從咖啡館出來後我去了圖書館。在上網查詢了五分鐘、去了幾趟書架後，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擺了一大堆書，都是我如今已經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貝蒂·弗里丹、傑梅茵·格里爾、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每本書我只翻了幾頁便合上了。我從未在書本上見過「陰道」這個詞，也從未將它說出口。
我回去上網，然後又來到書架前，將「第二次浪潮」作家換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我從下午一直讀到晚上，第一次為自己從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個辭彙表。
從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將自己的未來與他的交換。未來我要當母親；他要做父親。兩者聽上去差不多，實則不然。成為其中的一個就是成為一個決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維護者；成為另一個則是成為被使喚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與我其他的自我認知一樣，這種認知源自那些我認識和我愛的人的聲音。這麼多年來，那種聲音像耳語般一直伴隨著我，刨根問底，擔憂焦慮。那個聲音說，是我不對。我的夢想墮落扭曲。那個聲音有許多音色、許多音調。有時它是父親的聲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把書帶回房間，讀了整整一夜。我喜歡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滿激情的篇章，但當我讀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寫的一句話，我為之感動：「這是一個沒有終極答案的主題。」穆勒思考的主題是女性的本質。他聲稱，許多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被哄騙、勸誘、推搡和擠壓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於現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賦和抱負。
血液衝進大腦，我感到一股腎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種可能性，一種邊界向外擴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質而言，沒有什麼終極答案。在虛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從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說：無論你是什麼人，你都是女人。
十二月，我提交了最後一篇論文後，乘火車去往倫敦，登上了回家的飛機。母親、奧黛麗和埃米莉在鹽湖城機場接我，我們一起駛上州際公路。那座山出現在眼前時，已近午夜。漆黑的夜空下，我只能依稀辨認出她偉岸的身影。
當我走進廚房，發現牆上開了一個大洞，通往爸爸正在建造的新的一個擴建部分。我和母親一起穿過洞，打開了燈。
「太令人驚嘆了，不是嗎？」她說，用了「令人驚嘆」這個詞。
那是一座堪比教堂的禮拜堂的超大房間，有著高達十六英尺的拱形天花板。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