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結束後，我回到楊百翰大學。校園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忘記劍橋，重新回到我在那裡的生活本來不難。但斯坦伯格教授決心不讓我忘記。他給我寄了一份申請，項目名稱為「蓋茨劍橋獎學金」 ，他解釋說，這個獎學金有點像「羅德獎學金」 ，但申請的不是牛津大學，而是劍橋大學。它將為我在劍橋學習提供全額資金，包括學費和食宿費。在我看來這是滑稽之談，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夠資格，但他堅持認為不是這樣，所以我申請了。
沒過多久，我注意到另一個不同，另一個小小的轉變。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馬克在一起，他是學古代語言的。和我以及楊百翰大學幾乎每個人一樣，馬克也是摩門教徒。
「你覺得人們應該學習教會歷史嗎？」他問。
「是的。」我說。
「如果這讓他們不開心怎麼辦？」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著他解釋。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後，就與自己的信仰作鬥爭，」他說，「我母親就是這樣。我認為她永遠都不會理解這一點。」
「我也從來沒有理解過。」我說。
一陣緊張的沉默。他在等著我說出我的台詞：我在為信仰祈禱。的確，我已經為此祈禱過許多許多次了。
也許我們倆都在思考我們的歷史，也許只是我一個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約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個妻子。楊百翰有五十五個妻子和五十六個孩子。教會在一八九〇年結束了一夫多妻制，但從未放棄這一教義。從小父親就教導我——主日學校也教導過——時機成熟時上帝會恢複一夫多妻制；來世我將成為某個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幾個妻子，將取決於他的義：他活得越尊貴，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從未平心靜氣地接受這一點。作為一個女孩，我時常想像自己置身天堂，一襲白色長裙，站在一片白霧中，對面是我的丈夫。但是當鏡頭拉近，我們身後還站著十個女人，穿著同樣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這一點根本無從保證；我可能是長長的妻子鏈中最不起眼的一個。從我記事起，這個畫面就一直居於我對天堂想像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們。在這道算術題中，存在一種刺痛：在神聖的天國演算中，一個男人可以為無數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歲時。在摩門教中，十二歲意味著你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變成了一個女人。十二歲時，主日學校的課程也開始包括「純潔」和「貞節」之類的辭彙。也是在這個年齡，作為教會任務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問母親該選擇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說：「安娜·瑪西亞。」我大聲說出這個名字，它就像童話故事開頭一樣從我的舌尖飄過。母親說我應該銘記安娜·瑪西亞，因為她留給我一份禮物：她的聲音。
「正是她的聲音把我們一家帶進了教堂，」母親說，「她聽到摩門教傳教士在挪威的街頭佈道。她祈禱，於是上帝用信仰賜福她，讓她知道約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她把這告訴了她的父親，但他聽過摩門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許她受洗。於是她為他唱歌。她給他唱了一首摩門教讚美詩，名叫『哦，我的父親』。她唱完後，她的父親熱淚盈眶。他說，任何擁有如此美妙音樂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傑作。於是他們一起受洗。」
安娜·瑪西亞使她的父母皈依後，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喚，來到美國，去見先知約瑟夫。他們為這次旅行攢了兩年的錢，但最後只夠帶一半家人出發。安娜·瑪西亞留了下來。
旅途漫長而艱辛，他們抵達愛達荷州一處叫蟲溪的摩門教徒定居點時，安娜的母親病了，奄奄一息。她希望臨死之前見女兒最後一面。於是安娜的父親寫信給安娜，懇求她帶著所有積蓄來美國。安娜已經墜入愛河，即將結婚，但她還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過海。不等她抵達美國，她母親就去世了。
此時這家人一貧如洗，沒有錢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邊，她也就無法履行婚約。安娜成了父親的經濟負擔，於是一位主教說服她嫁給一個富農，做他的第二個妻子。他的第一個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懷孕後，她醋意大發。安娜擔心第一個妻子會傷害她的孩子，於是回到她父親身邊，在那裡生了一對雙胞胎。可是邊境冬季嚴寒，只有一個嬰兒活了下來。
馬克還在等我回答。最後他放棄了，咕噥著說了我該說的話，說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是上帝的原則。
我表示同意。我說了這些話，然後做好準備迎接一波恥辱——頭腦中湧現那個形象：我作為眾多妻子中的一員，站在一個孤獨、沒有面孔的男人身後——但這形象沒有出現。我在腦海中搜索，發現了一個新的信念：我永遠不會成為眾多妻子中的一員。一個毫不讓步的聲音宣稱了這個決定，這個決定使我渾身發抖。如果這是上帝的命令呢？我問。你不會這麼做的，那個聲音回答道。我知道它說的是真的。
我又想起安娜·瑪西亞，想知道她生活的是怎樣一個世界：追隨先知，離開戀人，漂洋過海，嫁給一個不愛的男人做二房，之後埋葬了一個孩子，結果她的玄外孫女，卻越過同一片海洋，成了一個無信仰之人。我是安娜·瑪西亞的後代，我美妙的嗓音是她給的。難道她沒將她的信念一起給我嗎？
我進入蓋茨獎學金最終候選名單。二月份在安納波利斯有一場面試，我不知道該如何準備。羅賓開車載我去公園城一家安·泰勒折扣店，幫我買了一套深藍色套裝和一雙配套的休閑皮鞋。我沒有手提包，於是羅賓把她的借給了我。
面試前兩周，我父母來到楊百翰大學。之前他們從沒來看過我，這次是他們去亞利桑那州中途路過，停下來吃晚飯。我帶他們去了公寓對面的印度餐館。
女服務員盯著父親的臉看了很長時間，待她把視線移到他手上，頓時驚得兩眼鼓了起來。爸爸點了菜單上一半的菜。我告訴他三個主菜就夠了，但他眨了眨眼，說錢不是問題。似乎父親奇蹟般康復的消息正在傳播開來，為他們贏得了越來越多的顧客。西部山區幾乎所有的助產士和自然治療師都來購買母親的產品。
等候上菜的間隙，父親問起我的學業。我說我在學習法語。「你竟然學這種語言。」他說，接著講了二十分鐘的二十世紀歷史。他說，歐洲的猶太銀行家簽署秘密協議，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還為了獲得經濟支持與美國的猶太人串通一氣。他說，是他們策划了大屠殺，因為全世界的動蕩不安將使他們獲得經濟利益。為了錢，他們還把自己人送進了毒氣室。
這些觀點聽上去很耳熟，片刻之後我才想起是從哪裡聽到的：在克里博士關於《錫安長老會紀要》的講座上。該紀要於一九〇三年發表，內容是一群有權勢的猶太人陰謀奪取世界政權、控制全人類的秘密會議記錄。雖然這份文件被證明是偽造的，但仍然廣泛傳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助長了反猶太主義。阿道夫·希特勒曾在自傳《我的奮鬥》中提到過《錫安長老會紀要》，聲稱那些記錄真實可信，揭露了猶太人的本性。
父親嗓門很大，如此高的音量在山腰上很合適，在小餐館裡卻震耳欲聾。鄰桌的人都停止了交談，靜靜地坐著，聽著我們的談話。我真後悔選擇了一家離我公寓這麼近的餐廳。
爸爸的話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轉移到了聯合國、歐盟和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毀滅。他說話的口氣彷彿這三個詞是同義詞。咖喱上來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飯上。母親聽膩了這種長篇大論，讓爸爸說點兒別的。
「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說。現在他在大喊。
「當然了，」母親說，「但咱們還是不要在吃晚飯時討論這個吧。」
我放下叉子，盯著他們看。不知為何，過去半小時里所有的奇談怪論，都不如這句話讓我震驚。他們很少有能讓我感到震驚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邏輯，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說得通。也許是因為背景：他們屬於巴克峰，山峰掩飾了他們，所以當我看到他們在那裡，周圍環繞著我童年時代的聒噪和尖銳的遺物，他們被環境所吸納。但在這裡，離大學如此之近，他們顯得如此不真實，幾乎像神話一樣。
爸爸看著我，等著我發表意見，但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該做誰。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採用他們的女兒和追隨者的聲音。但在這裡，我似乎找不到那個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輕易就能找到的聲音。
我們走回公寓，我帶他們參觀我的房間。母親關上房門，門後露出馬丁·路德·金的海報，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權運動時貼上去的。
「那是馬丁·路德·金嗎？難道你不知道他和共產主義者有聯繫嗎？」爸爸咬著嘴唇上的蠟狀組織問我。
他們很快就走了，在夜晚開車離開。目送他們走後，我拿出了日記本。過去我總是輕信一切，毫不懷疑，真是令人驚訝。我寫道，全世界都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