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曾多次聽人講過一個故事，那時我尚年幼，不記得是誰先給我講的。故事與山下爺爺右太陽穴上的凹痕有關。
當爺爺還是個年輕的小夥子時，他曾騎著牛仔放牧專用的白色母馬，在山上度過了一個炎熱的夏天。那匹馬很高大，上了年紀，性情日漸溫順。聽母親說那匹母馬穩如磐石，爺爺騎她的時候也不太注意。如果他願意，他會放下打結的韁繩，從靴子里挑出毛刺，或者摘掉紅帽子，用襯衫袖子擦臉。母馬會站著一動不動。儘管她如此平靜，卻很害怕蛇。
「她一定是瞥見野草叢裡有什麼東西在動，」母親講起這個故事時說，「因為她把爺爺甩了下來。」爺爺身後有一把舊耙子，他撲了上去，前額因此留下了一個圓凹印。
到底是什麼東西撞破了爺爺的頭，每次我聽到的版本都不一樣。有人說是耙子，有人說是石頭。我想沒有誰確切知道，也沒有誰親眼看見。這一擊使爺爺不省人事，之後發生了什麼他一概不知，直到奶奶發現他渾身是血躺在門廊上。
沒人知道他是怎麼來到門廊的。
從山上的牧場到家有一英里的距離——岩石地形，山丘陡峭無情——在爺爺當時的狀態下不可能辦到。但他辦到了。奶奶聽到一陣微弱的抓門聲，當她打開門，爺爺蜷縮成一團躺在那裡，他的腦漿正從腦袋裡滴出來。她急忙把他送到鎮上，他們給他安裝了一塊金屬板。
爺爺回家養病後，奶奶去尋找那匹白色母馬。她翻山越嶺，卻發現馬就拴在畜欄後面的籬笆上，還打了一個複雜的結。除了她的父親洛特，沒人會打這樣的結。
有時我去奶奶家吃在我們家屬於禁忌食品的玉米片和牛奶，便會讓爺爺講講他是怎麼下山的。他總是說不知道，然後慢慢深吸一口長氣——像是在醞釀情緒，而不是講故事——從頭到尾把整個故事講一遍。爺爺是個安靜的人，沉默寡言。和他一起清理田地共度一個下午，你也從來聽不到他連續說十個詞。他只會說「是的」「不是那個」「我想是的」。
但如果問他那天是怎麼下山的，他會說上十分鐘。儘管他只記得自己躺在田野里，眼睛睜不開，火辣辣的太陽把他臉上的血都晒乾了。
「但我告訴你，」爺爺會這樣說，摘下帽子，用手指摩挲著腦袋上的凹陷，「我躺在雜草叢中時，聽到了一些東西。人的聲音，他們在交談。我認出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因為那是你的曾外祖父洛特。他正在告訴別人，說阿爾伯特的兒子遇到麻煩了。說話的人正是洛特，這個我敢百分百肯定。」爺爺的眼睛會一亮，接著說，「可是，洛特已經去世快十年了。」
故事的這一部分讓人心生敬意。母親和奶奶都喜歡講，但我喜歡聽母親的講述。她的聲音會在適當的地方低下來。那是天使，她會這樣說，一滴淚珠滑落到她微笑的嘴角上，是你曾外祖父洛特派來的天使，將你的爺爺送下山來。
凹痕很難看，在他前額留下了一個兩英寸深的坑。小時候我看著它，有時會想像一個穿白大褂的高個子醫生拿鎚子敲打一塊金屬板。在我的想像中，醫生用的是和爸爸蓋乾草棚屋頂一樣的瓦楞鐵皮。
但我只是偶爾會看到這些。通常我會看到別的，看到一些證據，證明我的祖先曾走過山頂，守候著，等待著，眾天使聽候他們的派遣。
我不知道那天爸爸為什麼獨自在山上。
汽車粉碎機來了。我猜他是想將最後一個汽油箱取出來，但我無法想像，他為何沒等抽干汽油就點燃了割炬。我不知道他幹了多少活，割斷了多少根鐵箍，直到割炬的火花迸入了油箱。但是我知道，油箱爆炸時，爸爸正站在車旁，身體緊靠著車架。
他穿著長袖襯衫，戴著皮手套和焊接防護罩。他的臉和手指在爆炸中首當其衝。爆炸產生的熱量讓防護罩像塑料勺一樣熔化了。他的下半張臉液化了：火先吞噬了塑料，接著是皮膚，然後是肌肉。手指也一樣——皮手套根本抵擋不住吞噬一切的地獄之火——火舌舔過他的肩膀和胸膛。當他從燃燒的殘骸中爬出來時，我猜他看起來更像一具屍體，而不是一個活人。
在我看來，他能活動已經不可思議，更不必說拖著身體穿過田野和溝渠，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如果有誰需要天使，那就是他了。儘管一切違背常理，他還是做到了——和他父親多年前一樣——蜷縮在妻子的門外，無法敲門。
那天，我的表妹凱莉在幫母親幹活，將精油裝入小瓶。附近還有幾個婦女在工作，給干樹葉稱重，過濾酊劑。凱莉聽到後門傳來一陣輕微的敲擊聲，好像有人在用胳膊肘撞門。她打開了後門，但已經不記得門外的情景。「我封鎖了這段記憶，」她後來告訴我說，「我不記得自己看到了什麼。我只記得當時心想，他沒有皮膚。」
父親被抬到沙發上。急救藥物——針對休克的順勢療法——被灌進他嘴唇都燒沒了的嘴裡。和多年前給盧克治療燒傷一樣，母親給他用半邊蓮和美黃芩止痛。爸爸被葯噎住了。他無法下咽。他吸進了熾熱的火焰，內臟也被燒焦了。
母親想送他去醫院，但在急促的呼吸間隙，他低聲說寧願死也不去看醫生。那個男人的權威如此之大，讓她屈服了。
死皮被輕輕地切掉，他從腰部到頭頂被塗上厚厚的藥膏——和多年前母親塗在盧克腿上的藥膏一樣——然後包紮好。母親給他冰塊讓他含著，希望能給他補充水分，但他的嘴巴和喉嚨內部嚴重燒傷，無法吸收液體，而且沒有了嘴唇和肌肉，他含不住冰塊。冰塊會滑下他的喉嚨，讓他窒息。
第一晚，好幾次他差點就不行了。他的呼吸會放緩，然後驟停，而我的母親——還有那些為她工作的婦女——忙得團團轉，調整脈輪，敲擊穴位，用盡一切辦法讓他脆弱的肺恢複空氣的進出。
奧黛麗就是那天早上打電話給我的。 她告訴我，他的心臟曾在夜裡兩次停止跳動。即便肺部沒有衰竭，心臟也可能會讓他沒命。不管怎樣，奧黛麗確信他挺不過中午了。
我打電話給尼克，告訴他家裡有事，我需要回愛達荷州待幾天，也不是什麼大事。他知道我沒有告訴他實情——我能從他的聲音里聽出來，因為我不信任他，他很受傷——但一掛上電話，我便不再考慮他的事了。
我站在那裡，手拿車鑰匙，握著門把手，猶豫著。鏈球菌，萬一我把它傳染給爸爸怎麼辦？我已經服用青黴素將近三天了。醫生說，二十四小時後我就不會傳染別人了，但他是個醫生，我不相信他。
我等了一天。我服用了處方劑量幾倍的青黴素，然後打電話給母親，問我該怎麼辦。
「你應該回家，」她說，聲音哽咽，「到明天我覺得鏈球菌也不重要了。」
我記不得開車時的景色了。我的眼睛幾乎無法注意到一片片錯落有致的玉米地和土豆田，也看不見松林覆蓋的黝黑的群山。我看到的是父親，他還是一副上次見面時扭曲的表情。我想起朝他高聲尖叫時我刺耳的聲音。
和凱莉一樣，我也不記得第一眼見到父親時的情景了。我知道那天早上母親摘下紗布時，發現他的耳朵燒傷嚴重，皮膚很黏，已經和後面的糖漿狀組織粘在了一起。當我走進後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親手拿一把黃油刀，正用它把父親的耳朵從頭骨里撬出來。我仍清楚地記得她手握刀子兩眼專註的樣子，但關於我父親的樣子，我的記憶出現了一個空洞。
房間里氣味濃烈——燒焦的肉、紫草、毛蕊花和車前草的氣味混合在一起。我看著母親和奧黛麗給他換剩餘的繃帶。她們從他的手開始。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裹著一層灰白的泥狀物，不是熔化的皮膚就是膿。他的手臂沒有燒傷，肩膀和背部也沒事，但腹部和胸部裹了厚厚一層紗布。她們把紗布拿掉時，我很欣慰地看到裡面還有大片粗糙發紅的皮膚。那裡有幾個火山口樣的傷口，一定是火苗集中燃燒的地方。它們散發出一股刺鼻的氣味，就像腐爛的肉，裡面全是白色的膿水。
但那天晚上我夢見了他的臉。他還有前額和鼻子，眼睛周圍的皮膚和臉頰下半部分還呈健康的粉紅色。但是鼻子下面該有的一切都沒有了。紅紅的，支離破碎，下垂著，看起來像一個離蠟燭太近的塑料假面。
三天以來，爸爸滴水未進——沒吃東西，也沒喝水。母親打電話給猶他州的一家醫院，請求他們給她一套靜脈注射器。「我需要給他補水，」她說，「沒有水，他會死的。」
醫生說他馬上派直升機過來接病人，但母親不答應。「那我幫不了你，」醫生說，「你這樣他會沒命的，我可不想為此負責。」
母親快瘋了。最後，絕望中，她給爸爸灌腸，儘力將管子插進去，試圖把足夠多的液體灌進他的直腸，讓他活命。她不知道這麼做有沒有用——不知道那部分身體有沒有能吸收水分的器官——但那是他全身唯一沒有被燒焦的入口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萬一他不行了，我就在房間里，可以第一時間出現在他身邊。夜裡我幾次醒來，被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