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銀行賬戶里有一千美元。光是想想就覺得奇怪，更別提說出來了。一千美元，額外的，而且是我不迫切需要的。我花了幾星期才接受這個事實，這時我才開始體會到金錢的最大優勢：考慮金錢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教授們突然清晰地進入視野，好像在獲得助學金之前，我一直透過模糊的鏡頭看著他們。我開始看懂課本了，並發現自己讀了更多的書，遠超必讀書目的要求。
正是在此狀態下，我第一次聽說「雙相情感障礙」這個術語。在基礎心理學的課堂上，教授從頭頂的屏幕上大聲讀出該病的癥狀：抑鬱、狂躁、偏執、欣快、誇大妄想、被害妄想。我坐在那裡饒有興趣地聽著。
我的父親就是這樣，我在筆記上寫道，教授描述的正是他的癥狀。
下課鈴響前的幾分鐘，一個學生問，精神障礙在分離主義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我想到一些著名的衝突，比如得克薩斯州的韋科事件，以及愛達荷州的魯比山事件。」他說。
愛達荷州並沒有很多出名的東西，所以我想我應該聽說過「魯比山」。他說這是一場衝突。我在記憶中努力搜尋，試圖憶起自己是否聽過這個詞。這個名稱似曾相識。接著我的腦海里出現了一些畫面，微弱且扭曲，好像信號從源頭中斷了一樣。我閉上眼睛，畫面變得生動起來。我身在我們的房子里，蜷縮在樺木櫥櫃的後面。母親跪在我身邊，呼吸緩慢，滿是疲憊。她舔了舔嘴唇，說她口渴了，我還沒來得及阻止她，她就起身伸手去夠水龍頭。我感受到槍炮的震動，聽到自己的喊叫。砰的一聲，有什麼東西重重地倒在地板上。我將她的胳膊移到一邊，抱起嬰兒。
下課鈴聲響了。座席空了。我去了機房，在鍵盤前猶豫了片刻——預感到自己可能會對將要了解的信息感到後悔——然後在瀏覽器輸入「魯比山」。根據維基百科，魯比山是蘭迪·韋弗與包括美國聯邦執法局和聯邦調查局在內的多家聯邦機構致命對峙的地點。
蘭迪·韋弗這個名字很耳熟，讀到它時，我聽見這個名字從父親的嘴邊滑落。接著，這個在我的想像里存在了十三年的故事又開始在腦海中重演：一個男孩被槍殺，然後是他父親，之後是他母親。政府為了掩蓋所作所為，殺害了他們全家，包括父母和孩子。
我略過背景故事，滾動到第一次開槍事件。聯邦特工包圍了韋弗家的小木屋。這次僅僅是監視任務，韋弗一家人並不知情，直到一條狗開始吠叫。蘭迪十四歲的兒子薩米以為狗覺察到有野生動物出沒，於是衝進了樹林。特工們擊中了狗，持槍的薩米開了火。由此引發的衝突造成一名聯邦特工和薩米兩人死亡。薩米當時正在撤退，朝山上的小木屋跑去，背部被子彈擊中。
我繼續閱讀。第二天，蘭迪·韋弗試圖去查看兒子的屍體，也被擊中背部。屍體被放在棚子里，蘭迪打開門閂時，一名狙擊手瞄準了他的脊椎，但沒打中。他的妻子薇姬朝門口走去幫助丈夫，狙擊手再次開火。子彈擊中了她的頭部，她當場死亡，懷裡還抱著十個月大的女兒。這一家人和母親的屍體一起在小木屋裡躲了九天，直到最後談判代表結束了這場對峙，蘭迪·韋弗被捕。
最後這句話我讀了好幾遍，才恍然大悟。難道蘭迪·韋弗還活著？爸爸知道嗎？
我繼續讀下去。全國人民為此義憤填膺。幾乎各大報紙都刊登了文章，抨擊政府對生命的無情漠視。司法部啟動了調查，參議院也舉行了聽證會。雙方都建議對交戰規則進行改革，特別是在使用致命武力方面。
韋弗一家提出賠償兩億美元的非正常死亡訴訟，但最後政府給薇姬的三個女兒每人一百萬美元，他們達成了庭外和解。蘭迪·韋弗獲得了十萬美元賠償，除兩項與出庭有關的指控外，其他所有指控均被撤銷。蘭迪·韋弗受到各大新聞機構採訪，甚至與女兒合作出了一本書。現在他靠在槍支展覽上演講為生。
如果這是一套掩蓋之辭，那編得可夠糟糕的。畢竟有媒體報道，還有官方調查和監督。這些不都是民主的舉措嗎？
有一件事我自始至終不明白：為什麼聯邦特工一開始包圍了蘭迪·韋弗的小木屋？為什麼蘭迪會成為攻擊目標？我記得爸爸說過我們也可能成為目標。爸爸一直說，總有一天，拒絕被政府洗腦的人、不讓孩子上學的人，政府會上門找他們算賬。十三年來，我一直以為政府盯上蘭迪的原因是：要強迫他的孩子們上學。
我返回頁面頂部，重新閱讀整個條目，但這次沒有跳過背景故事。根據所有消息來源，包括蘭迪·韋弗自己，衝突始於他將兩支槍管鋸短的霰彈槍賣給一個他在雅利安國民組織 集會上認識的卧底。這句話我讀了不止一遍，事實上讀了很多遍，才恍然大悟：原來該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至上主義，而不是在家上學。政府似乎從來不會因為不讓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殺人。如今這道理對我來說太顯而易見了，很難理解為什麼我曾經還相信過別的東西。
有那麼痛苦的一瞬，我認為爸爸說了謊，接著我想起他臉上的恐懼、沉重而急促的呼吸，我確信他真的相信我們身處危險之中。我努力尋求一些解釋，幾分鐘前才學會的奇怪的詞語浮現在我的腦海：偏執、狂躁、自我感覺良好、被害妄想。終於，網頁上的故事和伴隨我童年的故事都說得通了。爸爸一定是在哪裡讀過或者在新聞上看到過魯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經他狂熱的大腦一加工，它不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演繹成了他自己的故事。如果政府追捕蘭迪·韋弗，那麼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韋斯特弗，因為他在與光明會的鬥爭中一直站在前線。他不再滿足於閱讀別人的英勇事迹，於是為自己鍛造了一頂頭盔，騎上了一匹老馬。
我開始沉迷於對雙相情感障礙的研究。按照要求，我們要為心理學課程寫一篇論文，我把躁鬱症作為研究對象，然後以寫論文為借口，諮詢了大學裡的每一位神經學家和認知專家。我描述了爸爸的癥狀，但並沒歸結於我父親，而是一個虛構的叔叔。有些癥狀非常符合該病症；有些則不。教授們告訴我，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你的描述聽起來更像精神分裂症，」一個教授說，「你叔叔接受過治療嗎？」
「沒有，」我說，「他認為醫生是政府陰謀的一部分。」
「這確實使事情複雜化了。」他說。
在這一系列微妙的推動作用之下，我寫了一篇關於雙相情感障礙的父母對孩子的影響的論文。我以第三人稱的角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我寫道，父母患有躁鬱症的孩子受到雙重風險因素的打擊：首先，因為他們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緒障礙；其次，因為充滿壓力的生活環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養育方式。
課堂上，老師講授了神經遞質及其對腦化學的影響。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種選擇。這些知識也許會讓我對父親產生同情，但並沒有。我只感到憤怒。我想，我們才是付出代價的人。母親。盧克。肖恩。我們傷痕纍纍，瘀青、擦傷、腦震蕩、腿著火、腦袋開花。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警覺的狀態和持續的恐懼之中，我們的大腦充斥著皮質醇，因為我們知道那些事情隨時可能發生。因為爸爸總是把信念置於安全之前。因為他相信自己是正確的，在經歷了第一次車禍、第二次車禍、垃圾箱療傷、著火、托盤墜落這些事件後，他仍堅持相信自己是對的。付出代價的是我們。
提交論文後的那個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個小時，我和爸爸就爭論起來。他說那輛車是我欠他的。這件事他只是隨口一提，但讓我歇斯底里地發了狂。生平第一次我沖著父親大喊——不是因為車，而是韋弗家事件。我氣得喘不過氣來，我的話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哽咽抽泣著吐出來的。你為什麼會這樣？你為什麼那樣嚇唬我們？你為什麼那麼奮力地和想像出來的怪物作戰，卻對自己家裡的怪物無動於衷？
爸爸目瞪口呆地看著我，很是震驚。他的嘴耷拉著，雙手無力地垂在身體兩側，抽搐著，彷彿要抬起它們來做點兒什麼。自從那次他蹲在我們失事的旅行車旁，看著母親腫脹的臉，因為電線在金屬上傳導致命的脈衝而不能觸碰她，我從沒見過他如此無助。
出於羞恥和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開車返回楊百翰大學。幾個小時後父親打來電話。我沒有接。對他尖叫無濟於事；不理他或許管用。
學期結束時，我留在了猶他州。這是我第一次暑假沒有回巴克峰的家。我不再和父親說話，甚至沒有通過電話。這次並非正式與他疏遠：我只是不想見到他，不想聽到他的聲音，所以我沒有回去。
我決定嘗試過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來，我一直按照父親的意願生活，現在我要試試別的活法。
我搬到城市另一邊的一套新公寓，那裡沒人認識我。我想重新開始。去教堂的第一周，新主教熱情地與我握手致意，接著去迎接下一個新來的人。我很開心他對我不感興趣。如果我能在一段時間內假裝正常，也許便會覺得自己真的很正常。
我是在教堂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