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後的星期天，教堂里有一個男生邀請我吃飯，我拒絕了。幾天後，又有個男生邀請我吃飯，也被我拒絕了。我不會同意的。我不想讓任何一個男人接近我。
主教聽說他的教會裡有個女教徒反對婚姻。主日禮拜結束後，他的助手找到我，說主教在辦公室找我有事。
與主教握手時，我的手腕還在疼。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圓臉，黑髮，留著整齊的分頭。他的聲音像緞子一般柔和。他似乎還沒跟我交談就了解了我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羅賓告訴過他很多關於我的事）。他說，我應該去大學心理諮詢中心進行諮詢，以便將來有一天我能與一個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恆的婚姻殿堂。
他說話時，我像磚頭一樣坐著，一言不發。
他問起我的家人。我沒有回答。我已經背叛了他們，沒有像我本該做的那樣去愛他們，至少我還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主教說著站起身來。會面結束了。他讓我下個星期天再來。我答應了，但我知道我不會再來。
我拖著沉重的身體走回公寓。我一生都在被教導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絕婚姻是一種罪過。我在違抗上帝，但我並不想這樣。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擁有這一切，我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擁有。我不具備這個能力。只要跟異性接近，我就鄙視自己。
我總是嘲笑「妓女」這個詞。這個聽上去像喉音的詞，對我來說過時了。儘管肖恩使用這個詞時我會暗自嘲笑，但我還是慢慢將自己與它畫上了等號。這個詞的古老更加強了其聯想意味，我通常只在與自己有關的場合才聽到它。
十五歲時，我開始塗睫毛膏和唇彩後，肖恩告訴爸爸，說他在城裡聽到了關於我的傳言，說我名聲不好。爸爸立刻以為我懷孕了。他對著母親咆哮，說他不該放任我去城裡演戲看戲。母親說應該相信我，我是個正派女孩。肖恩說，青春期的女孩沒有一個值得信賴，根據他的經驗，有時那些看似虔誠的女孩最為糟糕。
我坐在床上，雙膝貼在胸前，聽著他們的喊叫。我懷孕了嗎？我不確定。我仔細回憶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動，每一個眼神，每一次觸碰。我走到鏡子前，撩起襯衫，然後用手指撫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檢查，心想，也許吧。
我從沒吻過一個男孩。
我親眼見過嬰兒出生，卻對如何受孕一無所知。爸爸和哥哥在一邊大喊大叫時，無知讓我保持了沉默：我無法為自己辯解，因為我壓根兒不理解那種指責。
幾天後，當證實自己並沒有懷孕，我便對「妓女」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這個詞更關乎實質，而非行為。與其說我做錯了什麼，不如說我以錯誤的方式存在。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潔的東西。
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很奇怪，你怎麼會將如此超乎自己的強大力量施加於所愛的人。但肖恩對我施加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他定義了我，沒有什麼力量比這更強大的了。
二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辦公室外。我不知道是什麼將我帶到了那裡。
主教平靜地坐在桌子後面。他問能為我做些什麼，我說不知道。我想要的沒人能給，因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幫你，」他說，「但你得把心事告訴我。」他的聲音很溫柔，那種溫柔很殘酷。我寧願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會生氣，一生氣，我就感覺自己很強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覺不到強大的情況下做到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後說了整整一個小時。
我和主教每個星期天都見面，一直持續到春天。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權威家長，但我一進門，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長的威嚴。我說著，他聽著，將我身上的恥辱感一點點消除，就像醫生把感染的傷口一點點治好。
學期結束時，我告訴他我要回家過暑假。我的錢花完了，交不起房租。我將這件事告訴他時，他看上去很疲倦。他說：「別回家，塔拉。教會將替你付房租。」
我已經下定決心，不想花教會的錢。主教讓我承諾一件事：再也不要為父親工作了。
在愛達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爸爸嘲笑我，說我掙的錢永遠不夠交學費。他說得沒錯，但是主教說過上帝自有辦法，而我對此深信不疑。整個夏天，我都在整理貨架，將年邁的女顧客送回她們的車上。
我躲著肖恩。這並不難，因為他交了一個新女友埃米莉，據說兩人要結婚了。肖恩二十八歲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學生，性情溫順。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賽迪玩過的那套把戲，來測試自己的控制能力。她從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門，她就渾身發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馬上道歉。他們的婚姻會充滿操縱和暴力，對此我毫無疑問——儘管這些話不是我說的，是主教說的，而我還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義。
暑假結束後，我帶著僅有的兩千美元回到楊百翰大學。回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賬單太多了，真的無法想像我該如何支付。但是上帝會為我提供成長的考驗或成功的途徑。這則日記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體會到一點點宿命論的味道。也許我將不得不離開學校。也好。猶他州有很多雜貨店。我可以給雜物打包，總有一天會成為經理。
秋季學期才過了兩周，我就從這種聽天由命的狀態中驚醒過來。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劇痛疼醒。我從未體驗過如此劇烈的疼痛，如過電一般。只要能擺脫疼痛，我寧願把下巴從嘴上撕下來。我跌跌撞撞地來到一面鏡子前。疼痛源自一顆多年前碎裂的牙齒，現在它再次斷裂，而且斷面很深。我去看了牙醫，牙醫說這顆牙已經腐爛多年，修補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哪怕我只支付一半，剩下的錢也不夠我繼續學業。
我給家裡打電話。母親同意借給我錢，但爸爸提出附加條款：明年暑假必須為他工作。我想都沒想便說這輩子再也不會和廢料場有半點瓜葛，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我努力忽略疼痛，專心上課，但那感覺就像有一頭狼在咬我的下巴，我還被迫坐在課堂上。
在查爾斯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服用過布洛芬，但現在我開始像吃薄荷糖一樣吞下它們。可它們只起了一點作用。疼痛來自神經，而且疼得太厲害了。自從開始疼痛，我就沒有睡過覺；因為咀嚼太疼，我也開始不吃東西。這個時候，羅賓把此事告訴了主教。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從桌子那邊平靜地看著我說：「你的牙齒，我們該拿它怎麼辦呢？」我試圖放鬆臉上的表情。
「你總不能這樣硬挺著過完這個學年吧，」他說，「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事實上，非常簡單。你父親掙多少錢？」
「不多，」我說，「自從去年他全部的設備被哥哥們弄壞，他就欠了一屁股債。」
「太好了，」他說，「我這裡有申請助學金的書面材料。我相信你符合條件，最好的一點是，你不需要償還。」
我聽說過政府助學金。爸爸說過，接受政府捐助就等於把自己交給光明會。「他們就是這樣拉攏你的，」他說，「免費給你資助，接下來你就成了他們的人了。」
這些話在我腦子裡迴響。我曾聽其他學生談論過助學金，我對他們敬而遠之。我寧願離開學校，也不願被別人收買。
「我不相信政府助學金。」我說。
「為什麼不？」
我把父親的話告訴了他。他嘆了口氣，朝天看去。「修這顆牙要花多少錢？」
「一千四百美元，」我說，「我會弄到錢的。」
「這筆錢教會可以付，」他平靜地說，「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資金。」
「那是神聖的錢。」
主教無奈地攤開雙手。我們默默地坐著，接著他拉開書桌抽屜，取出一本支票簿。我看了看題頭，是他的個人賬戶。他給我開了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會允許你因為這件事離開學校。」他說。
支票就在我手裡。我如此動心，下巴疼得如此厲害，於是我將支票攥在手中，過了十秒才把它還了回去。
我在校園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漢堡和舀冰激凌。在兩次發薪日之間，我靠忽視逾期未付的賬單和向羅賓借錢度日，所以每月兩次，當我的賬戶進賬幾百美元，幾個小時內就花光了。九月底我滿十九歲時身無分文。我已經放棄了修補那顆牙齒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會有一千四百美元。此外，疼痛也減輕了：要麼是牙神經壞死了，要麼是我的大腦已經適應了疼痛的衝擊。
不過，我還有其他賬單要付，於是我決定賣掉我唯一值錢的東西——我的馬，巴德。我打電話給肖恩，問馬能賣多少錢。肖恩說雜種馬不值錢，但是我可以像爺爺那樣，把它當成狗糧馬去拍賣。我想像巴德被放進絞肉機的情景，然後說：「先去找個買主吧。」幾個星期後，肖恩寄給我一張幾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