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是我第一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朋友，那個父親曾竭力讓我遠離的世界。他在各方面都很傳統，而父親對這種傳統嗤之以鼻：他談論足球和流行樂隊，而不是世界末日；他熱愛高中生活的一切；他雖然去教堂，但和大多數摩門教徒一樣，如果他生病了，更傾向於去看醫生。
我無法協調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所以我將它們分開。每天晚上我都在窗邊張望他那輛紅色吉普車，車一出現在公路上，我就跑向門口。等他開上山坡，我已經在草坪上等著了。不等他出來，我就坐進吉普車，和他為安全帶的事爭吵。（除非我繫上安全帶，否則他拒絕開車。）
有一次，他提前到了，來到了前門。把他介紹給母親時，我緊張到結巴。她正在混合佛手柑和依蘭精油，打著響指測試比例。她說了聲「你好」，但手指還在不停地跳動。當查爾斯看著我，好像在問為什麼時，母親解釋說上帝正在通過她的手指傳話。「昨天我測試過，如果今天不洗薰衣草浴，我就會偏頭痛。」她說，「我洗了，你猜怎麼著？沒有頭痛！」
「醫生可不能阻止偏頭痛發作，」爸爸插嘴說，「但上帝能！」
我們朝他的吉普車走去時，查爾斯說：「你家聞上去總是那樣嗎？」
「什麼樣？」
「像腐爛的植物。」
我聳了聳肩。
「你一定聞到了，」他說，「味道濃烈。我以前聞到過。你身上一直有這股味道。見鬼，現在我身上可能也有這個味兒了。」他嗅了嗅襯衫。我很安靜。我什麼都沒聞到。
爸爸說我變得「自命不凡」。他不喜歡我一幹完活兒就匆忙離開廢料場往家趕，也不喜歡我在和查爾斯外出之前把所有油污的痕迹都洗掉。他知道，我寧願在斯托克斯商店包裝雜貨，也不願去布萊克富特開裝載機。布萊克富特是北部一小時路程的地方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爸爸在那裡建造牛奶倉庫。他知道我想去別的地方，想穿得和別人一樣，這讓他頗為惱火。
在布萊克富特鎮的工地，他給我安排了一些奇怪的任務，好像他覺得做這些工作就會讓我記起自己是誰。有一次，我們正懸在三十英尺的高空，爬上尚未完工的屋檁，沒有系安全繩，因為我們從來不系。爸爸想起他將粉筆線落在了另一邊。「把粉筆線給我拿來，塔拉。」他說。我估摸了一下行程。我需要翻過一根根檁條——大概有十五根，每兩條間距四英尺——才能拿到粉筆線，然後原路返回，還得走過那些檁條。通常肖恩聽見父親這樣的命令，會說：「別讓她做那個。」
「肖恩，你能用叉車把我運過去嗎？」
「你自己能拿，」肖恩說，「除非你那了不起的學校和了不起的男朋友讓你覺得自己太優秀，幹不了這個。」他表情僵硬，看上去既陌生又熟悉。
我搖搖晃晃地上了一根檁條，來到倉庫邊緣的框架樑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更危險——如果我倒向右側，沒有檁條接著——但框架梁很粗，我可以像走鋼絲一樣走過去。
就這樣爸爸和肖恩成了同志，儘管他們只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上學讓我變得自命不凡，我需要被慢慢拉回從前，被調教一番，變回過去的樣子。
肖恩有一種語言天賦，那就是擅長給別人起外號。他開始從他的辭彙庫里給我起綽號。幾個星期以來，「少婦」一直是他的最愛。「少婦，給我拿個砂輪來。」他叫道。或是說：「把吊杆抬起來，少婦！」然後他會看我臉上有何反應。他從沒發現我有什麼反應。他用的下一個詞是「威爾伯」 ，他說那是因為我吃得太多了。「真是頭好豬。」我彎下腰擰螺絲或檢查尺寸時，他吹起口哨大叫道。
小工隊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肖恩開始在外面逗留。我懷疑他是想趁查爾斯開車過來時靠近車道。他總是裝作在給自己的卡車更換機油。他在外面的第一晚，我跑出去，不等他說一個字便跳上吉普車。第二晚，他出手更迅速。「塔拉很美對嗎？」他對查爾斯喊道，「眼睛像魚一樣，她幾乎和魚一樣聰明。」這是一句嘲諷的老話，用了太多次，我都麻木了。他一定知道在工地說這句話我不會有任何反應，所以他偏當著查爾斯的面說，希望能刺痛我。
下一晚，他說：「你們要去吃飯嗎？別攔著威爾伯吃東西。她會把你撲倒在路面上，吃得一點兒都不剩。」
查爾斯從不理會他的話。我們達成了一項秘而不宣的協議，一旦山從後視鏡上消失，我們的夜晚就正式開始。我們共同探索的世界裡有加油站和電影院；高速公路上到處都是汽車，像小飾品一樣點綴著路面，車上滿載著歡笑著、按著喇叭的人，他們總是向我們揮手，因為這座小鎮上大家都認識查爾斯。那裡有灰白色揚塵的土路，有燉牛肉一般顏色的運河，還有一望無際的閃光的金色麥田。但那裡沒有巴克峰。
白天的生活只有巴克峰和布萊克富特的工地。我和肖恩一個星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製作檁條，來建成倉庫屋頂。我們用一台移動房屋大小的機器將它們壓成Z形，然後把鋼絲刷附在磨床上磨掉上面的銹，這樣就可以上漆了。油漆一干，我們便將它們堆放在車間旁，但不過一兩天，山頂吹來的風就讓它們蒙上一層黑灰，灰和鐵上的油混在一起，變成了污垢。肖恩說在安裝前必須先把它們清洗乾淨，所以我拿來一塊抹布和一桶水。
那一天很熱，我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我的發箍斷了，我沒有多餘的。風從山上刮過來，將幾縷頭髮吹進眼睛，我便伸手拂過臉上的頭髮。我的雙手漆黑，沾滿油漬，每次擺弄頭髮都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檁條洗乾淨後，我呼喚肖恩。他舉著焊接護罩，從一根工字梁現身。一看到我，他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我們的黑鬼回來了！」他說。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縱大剪刀。有一天下午，由於我多次擦拭臉上的汗，等到我們歇工吃晚飯時，我的鼻子和臉頰全黑了。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我很驚訝，但並不感到陌生。我聽爸爸用過這個詞，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知道它的意思。但從另一種意義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義。我只在教堂見過一個黑人，是個小女孩，某戶人家的養女。爸爸顯然不是在說她。
整個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夾鉗給我拿來！」或是：「該吃午飯了，黑鬼！」這個稱呼從未讓我有過片刻的躊躇不安。
接著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進入一所大學，在那裡我漫步走進一間禮堂，聽了一場關於美國歷史的講座，它讓我睜大雙眼，思緒萬千。講課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爾博士，他聲音洪亮，引人深思。我對奴隸制略知一二；我聽爸爸談起過，也在爸爸最喜歡的關於美國建國的書中讀到過。我讀到過，殖民時期的奴隸比他們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為主人還要負擔照顧他們的費用。我當時覺得頗有道理。
金伯爾博士講授奴隸制那天，他頭頂的屏幕上是一幅關於奴隸市場的炭筆素描。屏幕很大，就像電影院的屏幕一樣，佔據了整個房間。畫上是一片混亂的場面。女人們站著，全裸或半裸，被鎖鏈鎖著，被男人們團團圍住。投影機咔嗒一聲，切換到下一張黑白照片，照片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模糊不清。褪色和過度曝光，讓這張照片很有象徵性。照片上，一個人面對鏡頭坐著，上身赤裸，露出地圖般縱橫交錯的凸起的傷疤。遭受的凌辱讓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來的幾周，我見到了更多的照片。幾年前我扮演安妮時就聽說過經濟大蕭條，但幻燈片上戴著帽子、穿著長外套、排著長隊站在施粥所前的人們還是讓我感到新鮮。金伯爾博士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屏幕上出現了一排排戰鬥機，散布在被炸毀的城市的殘骸上。還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羅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投影儀的燈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進禮堂時，屏幕上出現了許多新面孔，他們都是黑人。自從那次關於奴隸制的講座後，屏幕上就再沒出現過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記得有過。我已經忘記了他們，這些美國人對我來說是外國人。我從沒試著想像奴隸制的終結：毫無疑問，正義的呼聲廣為人知，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金伯爾博士開始講授民權運動時，我就是這樣的心態。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錯了。我記得《奴隸解放宣言》 是一八六三年頒布的。我無法解釋這一百年間發生了什麼，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輸入錯誤。我把日期抄在筆記上，加了一個問號，但隨著屏幕上閃現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個世紀變得清晰起來。它們雖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題是現代的——栩栩如生，意義明確。它們不是來自另一個時代乾巴巴的靜物照，它們捕捉到了運動的瞬間。遊行。警察。消防隊員將水管對準年輕人。
金伯爾博士列舉了一串我從未聽說過的名字。他從羅莎·帕克斯 開始講。一幅畫面顯示，一名警察將一個婦女的手指按進一塊墨水海綿。金伯爾博士說她在一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