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期結束後，我回到巴克峰。幾周後，楊百翰大學將公布成績，屆時我就會知道秋天能否回去了。
我在日記里寫滿了承諾，發誓一定要遠離廢料場。我需要錢——爸爸會說我現在窮得叮噹響——於是我又回到斯托克斯商店，干起老本行。在下午生意最忙的時候我去了店裡，我知道那時候他們人手不夠。果然，我找到經理時，他正在裝雜貨。我問他是否願意讓我做這個，他打量了我三秒，然後將圍裙從頭上摘下來遞給我。副經理朝我眨眨眼：就是她建議我在生意高峰期過來問的。斯托克斯商店的某些方面——筆直乾淨的過道，熱情友好的同事——讓我感到安心和快樂。這麼描述一間雜貨店可能很奇怪，但它的確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我從後門回到家時，爸爸正在等我。他看到圍裙，說：「這個暑假你要為我幹活。」
「我在斯托克斯商店上班。」我說。
「你覺得現在有能耐了，拆解廢品讓你掉價了？」他提高了嗓門，「這是你家。你屬於這裡。」
爸爸臉色憔悴，眼睛充血。他度過了一個異常糟糕的冬天。秋天，他投資了一大筆錢購買新的建築設備——一台挖掘機、一台載人升降機、一輛焊接拖車。到了春天，這些設備全都沒了。盧克不小心點燃了焊接拖車，將它燒成了灰燼；載人升降機從拖車上掉下來，因為有人——我沒問是誰——沒把它固定好；挖掘機已進了廢料堆，肖恩用大拖車拉它時轉彎速度過快，撞上了卡車。不幸中的萬幸是，肖恩從殘骸中爬了出來，儘管他撞了頭，把事故發生前的事都忘了。卡車、拖車和挖掘機全部報廢。
爸爸的堅決深深印刻在他的臉上，也印刻在他的聲音中，他語氣的嚴厲之中。他必須贏得這場對峙。他相信，如果我加入小工隊，事故和挫折就會減少。「雖然你比柏油向山上倒流還慢，」以前他多次這樣說我，「但你幹活時不會弄壞東西。」
但是我不能做這個工作，因為這麼做就意味著倒退回過去。我已經搬回家來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間，回到我過去的生活。如果我再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來就穿上鋼頭靴跋涉至廢料場，那就好像過去的四個月什麼都不曾發生，彷彿我從未離開。
我推開爸爸，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過了一會兒，母親來敲門。她靜靜地走進房間，輕輕地坐在床上，我幾乎感覺不到她坐在我身邊。我以為她會說出上次說過的話。然後我會提醒她我才十七歲，她便會像上次那樣讓我留下來。
「這是你幫爸爸的一個機會，」她說，「他需要你。他雖然從不說出口，但他需要你。該怎麼選擇看你的了。」沉默了一會兒，她又說，「如果你不幫他，就不能在這裡住。你得另找地方。」
第二天早上四點，我開車前往斯托克斯商店，上了十個小時的班。下午天色尚早，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回到家時，發現我的衣服都被扔在了屋前的草坪上。我把它們拿回屋子。母親正在廚房調製精油，見我穿著濕淋淋的襯衫和牛仔褲走過，她什麼也沒說。
我坐在床上，衣服上的水濕透了地毯。我隨身帶了一部手機，盯著它看，不知道能做什麼。沒有可以打電話的人。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人可以打電話。
我撥通了在印第安納州的泰勒的電話。「我不想在廢料場幹活。」他接起電話時，我哽咽著說。
「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的聲音聽上去充滿擔憂，肯定是以為又出什麼事故了，「大家都還好吧？」
「都很好，」我說，「但是爸爸說我必須在廢料場幹活，否則就不能住在家裡，但我再也不想干那個了。」我的聲音顫抖著，語調高得不自然。
泰勒說：「你想讓我做什麼？」
回想起來，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幫上什麼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聽到了一個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幫你什麼？我開始動搖了，我覺得頭暈目眩。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多年來，在我的腦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後求救的對象。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是我可以拉動的一根有力的槓桿。但現在我拉了這根槓桿，才明白其實它徒勞無用。它根本不能做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泰勒說。
「沒什麼。一切都好。」
我掛上電話，又撥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電話。是副經理接的。「今天的活兒幹完了吧？」她用歡快的聲音問。我向她道歉，告訴她我要辭職，然後掛了電話。我打開壁櫥，我的廢料場專用靴就放在裡面，四個月前我把它們收了起來。我穿上靴子，感覺自己從未脫下過它們。
爸爸正在叉車裡，鏟起一堆瓦楞鐵皮。他需要個人手將木塊放在拖車上，這樣他就可以卸貨了。看到我時，他將鐵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著上去。我騎上那堆東西，上了拖車。
我對大學的記憶很快變淡。鉛筆在紙上寫字的沙沙聲，投影儀切換下一張幻燈片的咔嗒聲，下課時響起的鐘鳴聲——所有聲音都被丁零噹啷的鐵皮撞擊聲和柴油發動機的轟鳴聲淹沒了。在廢料場待了一個月後，楊百翰大學就像一個夢，某種我想像出來的東西。現在，夢醒了。
我的日常和從前一模一樣：早飯後，我給廢品分類，從散熱器里取出廢銅爛鐵。如果哥哥們也在現場工作，有時我會跟著去開裝載機、叉車或起重機。午餐時分，我會幫母親做飯和洗碗，之後我要麼回到廢料場，要麼去開叉車。
唯一的變化是肖恩。他不再是我記憶中的人。他不再厲聲說話，似乎變得心平氣和。他正在為GED 複習，一天晚上，我們幹完活開車回家時，他告訴我他要去社區大學念一個學期。他想學法律。
那年夏天，蟲溪劇場要上演一齣劇，我和肖恩買了票。查爾斯也來了，就坐在我們前幾排。中場休息時，趁著肖恩離開去搭訕一個女孩，查爾斯慢吞吞地走了過來。第一次，我沒有舌頭打結。我想起了香農，想起她在教堂與人交談的樣子，想起她友好的歡聲笑語，以及她微笑和開懷大笑的樣子。就當自己是香農吧，我想。接下來的五分鐘，我成了香農。
查爾斯用怪異的目光看著我，與我見過的那些男人看香農的眼神一樣。他問我星期六想不想去看電影。他提議去看的那部電影俗不可耐，是我自己永遠不會去看的那種，但我在扮演香農，所以我說我很樂意去。
星期六晚上我試圖成為香農。那部電影糟透了，比我想像的還糟，是只有異教徒才看的那種電影。但我很難把查爾斯看作異教徒。他只是查爾斯。我想告訴他電影很不道德，他不應該看這種東西，但想到自己仍然是香農，我便什麼也沒說。他問我想不想吃冰激凌，我只是莞爾一笑。
我回到家時，只有肖恩還沒睡。我微笑著進了門。肖恩開玩笑說我有男朋友了，那是個真正的玩笑——他想讓我大笑。他說查爾斯很有品位，我是他認識的最正派的人，然後就去睡覺了。
在我的房間里，我盯著鏡中的自己看了許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的男式牛仔褲，它和別的女孩穿的牛仔褲全然不同。接著我注意到我的襯衫太大了，讓我顯得比本人塊頭更大。
幾天後查爾斯打來了電話。蓋了一天的屋頂後，我正站在自己的房間里。我灰頭土臉，身上一股塗料稀釋劑的味道，但他不知道。我們聊了兩個小時。第二天晚上，他又打來電話。第三天也打了。他說我們星期五該去吃漢堡。
星期四，拆完廢品，我驅車四十英里去了最近的沃爾瑪，買了一條女士牛仔褲和兩件藍色襯衫。當我穿上它們，我幾乎認不出自己的身體，認不出它苗條有曲線的樣子。我立刻脫下衣服，覺得這些衣服不夠端莊。嚴格地說，衣服不算出格，但是我知道自己為什麼想買它們——為了我的身體能被注意到——即便衣服沒有問題，這個想法也讓它們不夠端莊。
第二天下午，小工隊收工後，我跑回家。我沖了個澡，洗去身上的灰塵，然後把新衣服擺在床上，盯著它們看。幾分鐘後，我穿上它們，再次被自己的形象震驚。沒有時間換衣服了，於是我套了一件夾克，儘管那是一個暖和的夜晚。然後在某個時刻，不知為何，我決定我根本不需要那件夾克了。那一晚接下來的時間，我不必提醒自己是香農；我有說有笑，一點兒也不必裝腔作勢。
那個星期，我和查爾斯每天晚上都在一起。我們經常出沒於公園、冰激凌店、漢堡店和加油站。我帶他去了斯托克斯商店，因為我喜歡那裡，而且那個副經理總是把麵包鋪沒賣出去的甜甜圈送給我。我們談論音樂，談論我從未聽說過的樂隊，他告訴我他多麼想成為音樂家，去週遊世界。我們從未討論過我們的關係——我們是朋友還是別的。我希望他能提起這個，但他沒有。我希望他能用其他方式讓我知道——比如輕輕拉過我的手，或者用胳膊摟住我——但他也沒有這樣做。
星期五我們在外面待到很晚，回到家時，屋裡一片漆黑。母親的電腦開著，屏幕保護程序在起居室里投下一片綠光。我坐下來，機械地查看楊百翰大學網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