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後，我很少和香農或瑪麗說話，她們也很少和我說話，除了提醒我做分內的家務，而我從未做過。公寓在我看來挺好的。冰箱里有腐爛的桃子，水槽里有臟盤子，那又怎樣？一進門有一股異味撲面而來，那又怎樣？在我看來，只要臭味可以忍受，房子就算乾淨，我還把這種哲學延伸到我個人身上。除了每周洗一兩次澡，我從不用香皂，有時連洗澡時也不用。早上我從衛生間出來，徑直越過走廊的洗手池，而香農和瑪麗總是——一直——在那裡洗手。看到她們挑起眉毛的震驚表情，我想起了城裡外婆。真是小題大做，我暗想，我又不會尿在手上。
公寓里的氣氛很緊張。香農看著我，好像我是一條患了狂犬病的狗，而我並未採取什麼行動讓她放寬心。
我的銀行存款日漸減少。我一直擔心通不過課程考試，但開學一個月，在付了學費和房租、買了食物和書後，我開始考慮即使通過考試以後也不會回來上學了。原因顯而易見：我上不起。我上網查了申請獎學金的要求。學費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 。
學期雖然只過了一個月，但我也知道獲得獎學金簡直是天方夜譚。美國歷史課變得越來越容易，但只不過是我不再掛科而已。我的音樂理論成績還不錯，英語課卻很吃力。老師說我有寫作的才能，但我的語言出奇地拘謹和生硬。我沒有告訴她，我僅僅憑藉閱讀《聖經》、《摩門經》以及約瑟夫·史密斯和楊百翰的演講學會了閱讀和寫作。
然而，真正的麻煩來自西方文明課。對我來說，這門課一度是胡言亂語，可能是因為在一月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以為歐洲是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塊大陸，所以教授的話在我聽來幾乎講不通。「大屠殺」問題事件之後，我就不再問問題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最喜歡這門課，因為凡妮莎。每次上課我們都坐在一起。我喜歡她，因為她似乎和我屬於同一摩門教派：她穿高領寬鬆的衣服，她還告訴我她從不喝可樂，星期天也從不做作業。她是大學裡我遇到的唯一一個看上去不是異教徒的人。
二月，教授宣布，他不再進行一次性的期中考試，而是每月一考，第一次考試將於接下來的一周進行。我不知道如何準備。這門課沒有教科書，只有畫冊和幾張古典音樂CD。我一邊聽音樂，一邊翻看畫冊。我費力地記憶畫家和作曲者，但我沒有記住名字的拼寫。大學入學考試是我參加過的唯一一次考試，全部是多項選擇題，所以我以為所有考試都是多項選擇題。
考試那天上午，教授讓每個人都拿出藍皮書。還沒等我弄明白藍皮書是什麼，大家都從包里拿出一本。動作一氣呵成，不約而同，像經過綵排一樣。我看上去像是舞台上唯一錯過綵排的舞者。我問凡妮莎有沒有備用的，她說有。我打開藍皮書，以為裡面都是選擇題，卻發現一片空白。
百葉窗關上了；投影儀閃爍著，放映出一幅畫。我們有六十秒的時間寫出這幅作品的標題和藝術家全名。我的大腦只發出一陣沉悶的嗡嗡聲。一連幾個問題都是如此：我完全一動不動地坐著，根本不知從何作答。
屏幕上出現一幅卡拉瓦喬的作品——《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我盯著那幅畫，上面一個年輕的女孩平靜地將一把刺穿男人脖子的劍抽出，就像從乳酪里抽出繩子一樣。我和爸爸一起砍過雞頭，我抓著髒兮兮的雞腿，而爸爸舉起斧子，重重一下砍掉雞頭。接著我將雞抓得更緊，用盡所有力氣，而雞抽搐著死去，羽毛散落一地，血濺到我的牛仔褲上。想起那些雞，我暗自揣摩卡拉瓦喬畫中場景的合理性：砍掉別人腦袋時，人的臉上怎麼會有那種表情——那種無比平靜，事不關己的表情。
我知道這幅畫是卡拉瓦喬的作品，但我只記住了他的姓，甚至連姓我也不會拼寫。我確定標題是《朱迪思砍下某人的頭顱》，但即便是刀架在我的脖子後面，我也拼寫不出「霍洛芬斯」這個名字。
還剩三十秒。也許我只要在紙上寫點兒東西——管他什麼東西——就可以得分。所以我按照讀音寫上了「Carevajio」，但看上去不對勁。我記得有一個字母是雙寫，所以我把它劃掉，寫上「Carrevagio」 。還是不對。我又試了幾種不同的拼法，但一次比一次差。只剩二十秒了。
在我旁邊，凡妮莎還在不停地答題。當然了，她屬於這裡。她字跡整齊，我能清楚地看見她所寫的內容：米開朗基羅·梅里西·達·卡拉瓦喬。在名字旁邊，同樣漂亮的字跡寫著：《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還剩十秒。我抄下了答案，不過出於一種選擇性的誠信，我沒有寫卡拉瓦喬的全名，因為那樣就是作弊了。投影儀一閃，展示下一張幻燈片。
考試期間，我又偷瞥了幾次凡妮莎的答題紙，但是沒戲。我不能抄她的論文，可我又缺乏基本的知識和文體技巧，不知道如何撰寫自己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我一定是把想到的一切都寫下來了。我不記得考題是否要求我們評價《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但如果是的話，我肯定會寫下如下印象：女孩臉上的淡定與我殺雞的經歷不符。如果語言準確，這很可能是一個絕妙的答案——女人的平靜與作品的現實主義風格形成強烈反差。但我懷疑我的答案能否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砍雞腦袋時，你不應該微笑，因為嘴裡可能會濺上鮮血和羽毛。」
考試結束了。百葉窗打開了。我走到室外，站在冬日的嚴寒中，凝望著瓦薩奇山脈的峰頂。我想留下。群山依舊陌生而險惡，但我想留下來。
我等了一個星期的考試結果，在此期間我兩次夢見肖恩，夢見我發現他躺在柏油路上生命垂危，夢見我把他翻過身，看見他的臉被鮮血染紅。我懸浮在對過去和未來的雙重恐懼中，我將這個夢寫進了日記。接下來我寫道：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小時候不被允許接受良好的教育。我沒有解釋為什麼這麼寫，就好像兩者之間的關聯顯而易見。
幾天後考試結果出來了。我沒有通過。
有一年冬天，那時候我還年幼，盧克在牧場上發現了一隻大角貓頭鷹。它幾乎凍僵了，昏迷不醒。它通體煙灰色，在兒時的我眼中，體型和我一般大。盧克將它帶回屋裡，我們驚嘆於它柔軟的羽毛和無情的利爪。我記得父親抱著它軟綿綿的身體，我撫摸著它那光滑如水的條紋羽毛。我知道，如果它是清醒的，我永遠無法如此靠近它。觸摸自然的生靈，是對它天性的違背。
它的羽毛被鮮血浸透了。一根刺扎穿了它的翅膀。「我不是獸醫，」母親說，「我只給人治病。」但她幫它拔掉了刺，清洗了傷口。爸爸說翅膀需要幾個星期才能恢複，而貓頭鷹在此之前會醒過來。如果它發現自己被困或被捕食者包圍，為了獲得自由，它會將自己拍打至死。他說，那是一種野性，可在野外那樣的傷口是致命的。
我們將貓頭鷹放在後門旁邊的油氈上，等它醒來時，我們讓母親離廚房遠點。母親說就算地獄冰封了，她也絕不會把廚房讓給一隻貓頭鷹，然後便大步走進廚房開始做早餐，弄得鍋碗瓢盆叮噹作響。貓頭鷹可憐地撲騰著，驚慌地用爪子抓門，拍打自己的腦袋。我們哭了，母親退了出去。兩小時後，爸爸用膠合板將一半廚房圍了起來。貓頭鷹在那裡休養了幾周。我們誘捕老鼠來餵養它，但有時它不肯吃，我們也沒有將死老鼠扔掉。死亡的氣味強烈而惡臭，像一拳打在腸子上，令人作嘔。
貓頭鷹變得焦躁不安。它開始拒絕進食，於是我們打開後門，將它放生了。它還沒有完全痊癒，但爸爸說，它和大山在一起比和我們在一起更好。它不屬於這裡，也不能教它屬於這裡。
我想找個人傾訴考試不及格的事，但不知為何，我不敢給泰勒打電話。可能是因為羞恥感，也可能是因為泰勒要當爸爸了。他在普渡大學結識了妻子斯蒂芬妮，兩人很快就結婚了。她對我們家一無所知。在我看來，他似乎更喜歡他的新生活——比起原來的家庭，他更喜歡新的家庭。
我給家裡打電話，是爸爸接的。母親正在接生孩子，現在她的偏頭痛好了，接生的活兒也越來越多。
「母親什麼時候回家？」我說。
「不知道，」爸爸說，「不妨問問上帝，因為上帝才是決定一切的人。」他笑了笑，然後問：「在學校還好吧？」
自從因為錄像機的事爸爸朝我大吼大叫後，我和他就再沒說過話。我能感覺到他試圖支持我，但我不能向他承認自己的失敗。我想告訴他一切都很順利，想像自己對他說：這裡的生活易如反掌。
「不太好，」我說，「我沒想到會這麼難。」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我想像父親嚴肅的表情變得僵硬。我等待著想像中他正醞釀的一擊，但只有一個平靜的聲音說：「會沒事的，寶貝。」
「不會的，」我說，「我拿不到獎學金。我甚至連考試都過不了。」我的聲音顫抖起來。
「沒有獎學金就沒有獎學金，」他說，「錢的方面也許我能幫上忙。我們會解決的。開心點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