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安妮》一劇中擔任主唱。父親處於嚴陣以待的狀態。自從我五歲時韋弗一家被圍攻，他從未像現在這樣肯定，世界末日馬上要降臨了。
爸爸稱之為「千年蟲」。到一月一日，他說，全世界的計算機系統都將崩潰。到時候沒有電，沒有電話，一切都會陷入混亂，而這將預示基督的第二次降臨。
「你怎麼知道是這一天？」我問。
爸爸說，政府編程的電腦日曆以六位數顯示，這意味著年份只有兩位數。「當99變成了00，」他說，「電腦就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它們會癱瘓。」
「他們不能修好它嗎？」
「修不好，」爸爸說，「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人力量微弱。」
在教堂，爸爸提醒大家提防千年蟲。他建議傑伊老爹為他的加油站買些結實的鎖，也許該弄些防禦武器。「大饑荒來了，商店將是被洗劫的首要目標。」爸爸說。他告訴芒福德教友，每一個正直之士應該至少儲備供十年使用的食物、燃料、槍支和黃金。芒福德教友只是吹了吹口哨。「我們不可能都像你一樣正直，吉恩，」他說，「我們中有些人是罪人！」沒有人聽他的話。他們在夏日艷陽底下照常生活。
與此同時，我們一家人將桃子煮熟去皮，給杏去核，把蘋果攪成醬。一切都被高壓烹熟，密封，貼上標籤，儲存於爸爸在牧場挖的地窖里。地窖入口很隱蔽，被一個小丘遮擋，爸爸警告我們絕不能把位置告訴任何人。
一天下午，爸爸爬進挖掘機，在舊穀倉旁挖了一個坑。接著他用裝載機把一千加侖的油罐放進坑裡，用鐵鍬填埋好，在新鮮的泥土上精心種上蕁麻，撒上薊種子，這樣它們長出來就能遮蔽油罐。拿著鐵鍬掩埋時，他吹著《西區故事》里《我感覺真好》的調子。他帽檐向腦後傾斜，一臉燦爛的微笑。「末日來了，我們將是唯一有燃料的人，」他說，「其他所有人靠雙腳奔逃的時候，我們還能開車。我們甚至能開到猶他州去接泰勒。」
大多數晚上我都在蟲溪劇場排練。那是一個破舊的劇院，靠近鎮上唯一一盞紅綠燈。劇場是另一個世界，那裡沒有人談論千年蟲。
蟲溪劇場里人們的交流方式與我們家全然不同。當然，我也和家人以外的人來往，但那些人和我們一樣：要麼是雇母親接生的女人，要麼是不相信醫療機構來找她買草藥的女人。我只有一個朋友，叫傑西卡。幾年前，爸爸說服她的父母羅伯和黛安，說公立學校只不過是政府的宣傳項目。從此以後，他們也把她留在家裡。傑西卡的父母把她從學校拽走之前，她還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從未和她說過話；但後來她成了「我們」中的一員。正常的孩子不再要她了，她被留給了我。
我從沒學過如何跟與我們不一樣的人，與那些去上學、去看醫生，不為世界末日來臨天天備戰的人交談。蟲溪劇場里都是這樣的人，他們的話彷彿脫胎於另一種現實。導演第一次和我說話時我就是這種感覺，就好像他來自異次元世界。他只說了一句話：「去找找FDR的資料。」我沒有反應。
他又說了一次：「羅斯福總統。FDR 。」
「你是說JCB 嗎？」我說，「你需要叉車嗎？」
大家都笑了。
所有台詞我都爛熟於心，但排練時，我一個人坐在那裡，假裝研究我的黑色活頁夾。輪到我上台時，我會毫不猶豫地大聲背誦台詞。這給了我自信。如果我無話可說，至少安妮有的說。
開演前一周，母親把我棕色的頭髮染成了櫻桃紅色。導演說完美，現在我只需在周六綵排前把演出服搞定。
我從家裡的地下室找出一件肥大的針織毛衣，髒兮兮的，滿是洞眼，還有一條很醜的藍裙子，母親把它漂成了淺棕色。穿這條裙子演一個孤兒再合適不過了，我為自己輕而易舉找到了演出服而感到欣慰，直到我想起第二幕中，安妮穿著沃巴克斯爸爸買給她的漂亮衣裙。那樣的衣服我可沒有。
我告訴了母親，她臉色一沉。我們驅車一百英里，沿途到每一家二手商店苦苦尋找，但一無所獲。在最後一家店的停車場里，母親噘起嘴唇說：「還有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去試試。」
我們開車去了安琪姨媽家，把車停在她和外婆共用的白色尖樁柵欄前。母親敲了敲門，然後站在門外，理順頭髮。安琪見到我們很驚訝——母親很少看望這個妹妹——但她熱情地微笑著請我們進屋。她家前廳有許多絲綢和蕾絲，讓我想起了電影里豪華酒店的大堂。我和母親坐在淡粉色的褶皺沙發上，母親解釋了我們為何而來。安琪說她女兒有幾條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親坐在粉紅色的沙發上等著，安琪領我來到樓上她女兒的房間，擺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著繁複的蕾絲花邊和雅緻的蝴蝶結。起初我不敢去碰它們。安琪幫我一一試穿，繫上腰帶，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結。「你應該穿這件。」說著，她遞給我一件深藍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鑲有白色編織墜飾。「上面的小裝飾都是你外婆縫的。」我拿了那件裙子，還有另一件帶白蕾絲花邊的紅色天鵝絨裙，和母親開車回了家。
這齣劇一星期後開演。爸爸坐在前排。演出結束後，他徑直走到售票處，又買了第二天晚上的票。那個星期天他在教堂沒有談論別的。不再談論醫生或光明會，也不再提什麼千年蟲，只談論鎮上上演的那齣戲劇，他的小女兒在裡面擔任主唱。
儘管爸爸擔心我離家在外的時間太久，但他並沒有阻止我去為下一齣劇以及再下一齣劇試唱。「誰知道劇院里在進行什麼勾當，」他說，「很可能是通姦者的巢穴呢。」
下一部劇的導演離婚的時候，爸爸的懷疑得到了證實。他說這些年來他沒送我去公立學校讀書，可不是為了看我在舞台上墮落。之後排練都是他親自開車送我去。幾乎每晚他都說以後不會再讓我去了，說他遲早會在哪天晚上去蟲溪劇場把我拖回家。但每次演出一開始他就來了，坐在第一排。
有時他扮演經紀人或經理的角色，糾正我的演唱技巧，為我推薦曲目，甚至為我的健康出謀劃策。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續疼痛，無法唱歌。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開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體。
「它們都腫了，好吧，」他說，「腫得跟杏子似的。」母親用紫錐菊和金盞花也沒能讓它們消腫，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療法：「人們不知道，其實太陽才是最強大的藥物。夏天人們不會喉嚨痛就是這個原因。」他點了點頭，彷彿對自己的邏輯深表贊同，然後說，「如果我的扁桃體像你這樣，我就會每天早上出門站在太陽底下，張開嘴巴，曬上半小時左右。它們很快就會消腫。」他稱之為「治療」。
我這樣堅持了一個月。
站在那裡，抬起下巴，頭向後仰著，讓陽光照進喉嚨，這個姿勢極不舒服，我連半小時都堅持不了。十分鐘後我的下巴就開始疼痛，且一動不動地站在愛達荷州冬日的嚴寒中，人很快就凍僵了。我的喉嚨越來越疼。每當爸爸發現我嗓音沙啞，他就會說：「嗯，你還能指望怎樣？我都整個星期沒見你好好治療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蟲溪劇場：一個我不認識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學校的孩子一起笑著，穿一雙白色大鞋，卡其短褲，笑容燦爛。他沒參演戲劇，但城裡又沒什麼地方可以消遣。那個星期，他來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見過他幾次。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後台黑暗的角落閑逛時，一轉彎，發現他坐在我最喜歡坐的木箱上。箱子孤零零的——這正是我喜歡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為我騰了個地方。我如坐針氈般慢慢地、緊張地坐下。
「我叫查爾斯。」他說。他停頓了一下，等著我說我的名字，但我沒吭聲。「我在上一齣劇里見過你。」過了一小會兒，他又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做好準備，不知道他要說什麼，然後他說：「我想告訴你，你的歌聲是我聽過的最好聽的。」
一天下午，我把夏威夷果打包完畢後回到家，發現爸爸和理查德圍坐在一個大金屬盒子旁。他們把大盒子抬到了餐桌上。我和母親做肉卷的時候，他們就組裝起裡面的東西來。他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完成，然後退後一步，給我們展示一個貌似巨大的綠色軍用望遠鏡的東西，長長的管筒穩穩地支在一個短而寬的三腳架上。理查德興奮地跳來跳去，一一羅列它能做什麼。「射程超過一英里！能把一架直升機打下來呢！」
爸爸靜靜地站著，眼睛閃閃發光。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一支五十口徑步槍，」他說，「想不想試一試？」
我透過瞄準鏡觀察，在山坡上搜尋，在十字線之間瞄準遠處的麥田。
肉卷被忘得一乾二淨，大家跑到外面。日落時分已過，地平線一片黑暗。我看著爸爸趴在凍僵的地面上，眼睛盯著瞄準鏡，感覺過了一小時之久，他才扣動扳機。衝擊波震耳欲聾。我雙手捂住耳朵，等砰的頭一聲槍響過後，才放下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