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鵝」強大的原因分為內因和外因。在這一小節里，我們著重闡述企鵝成長的外部力量。
1998年10月的深圳，空氣中沒有寒冷的影子，27歲的馬化騰和他的大學同學張志東相約來到咖啡館，他們決定要創業了，兩個人這次碰頭就是為了給即將誕生的新公司想一個名字。一個名字，謀殺了兩個技術人才不少的腦細胞。時間在他們不停的討論中，變得綿長而瑣碎，但兩個人都很興奮。好情緒來自於他們對新公司未來的一種巨大的信心，儘管這家新公司的未來還很模糊，只知道與互聯網相關。
馬化騰和張志東對未來模糊的信心，更多的來源於互聯網在美國的耀眼光芒和納斯達克的財富明星。1995年8月9日，網景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發行價每股28美元，美國時間9點30分開盤，11點的時候每股的價格成為71美元，這是一個僅僅成立了兩年的公司，上市當日它還沒有盈利。儘管如此，整個納斯達克卻為它沸騰了，網路經濟從此走向現實。網景公司的創始人叫馬克·安德森，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一個1500人的小鎮，那段時間，他是計算機界除蓋茨外最受媒體青睞的人，24歲時就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網景的上市被公認為是全球網路經濟的一個轉折點，從這一天起全世界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瘋狂和執著中。
不到一年的時間，1996年的4月12日，楊致遠與好友大衛·費羅合作的專門做搜索業務的網站——雅虎(YAHOO)剛一上線，就擁有了5000萬的用戶，僅每年的廣告收入就超過了4億美元。雅虎在紐約上市當日，股票發行價為13美元，但開盤就報24.5美元。上市當日，股價就翻了四番，雅虎的市值也到了8.5億美元。1998年年初，雅虎的股價突破110美元，市值達到了40億美元，成為全球500強企業。
在中國，美國互聯網的神話故事剛剛萌芽，馬化騰、丁磊、馬雲等這撥知識英雄還只是剛剛踏上征途。無疑，他們是幸運的，這種感慨來自於中國互聯網發展早期的一個先烈。
中國互聯網早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94年4月20日，那時國家計委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重點學科項目National putingaw Facility of a)工程的64K國際專線開通了與I的連接，中國進入了中國互聯網的接入時期。ISP(互聯網接入業務提供商)成了1994年至1996年的主導名詞。中國也進入互聯網的商業化時代。前國務院信息辦政策法規組負責人高紅冰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京廣兩地的網路互訪需要撥長途電話。「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這是非常奢侈的。」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觸網」人數尚不足10萬。中國互聯網早期的發展力圖通過ISP來普及。高紅冰回憶，「實踐證明，在中國電信完全壟斷的局面之下，這種做法是將互聯網帶入了死胡同。」瀛海威便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它在黎明前的暗夜死去了。
1995年5月，科技記者出身的張樹新創立了中國第一家互聯網服務公司——瀛海威。瀛海威的全盛時期，北京中關村白頤路做了一個經典見證，一塊碩大的牌子氣勢磅礴地、驕傲地立在路口，上面寫著：「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前方向北1500米，就是瀛海威的網路科教館。這塊廣告牌，可能是迄今為止互聯網公司最卓有成效的廣告之一，一夜之間，張樹新的瀛海威在中關村區域眾所周知。那個年代，信息高速公路、互聯網對大部分人來說，還是一個嶄新的名詞，而瀛海威已經可以提供上網服務。這塊巨大的廣告牌成為很多人對中國互聯網早期的一個經典記憶。
生如夏花般絢爛，死如秋葉般寂靜，這就是瀛海威的命運。1996年瀛海威被收購，1997年出現大虧損，1998年張樹新辭職，現在看來，這些已經變成中國互聯網歷史的碎片。
先鋒緣何變先烈?《南方周末》的分析是：1997年，「中國電信進入互聯網路接入市場。它並不提供任何內容，也沒打算培育市場，但低廉的互聯網訪問價格就足以使瀛海威的身價暴跌。而且中國電信是國內電信業的老大，它負責整個價格體系的制定。瀛海威既需要租用它的線路，又要和它競爭。像中國早期絕大多數ISP一樣，瀛海威選錯了對手。在中國電信的擠壓下，到年底時，瀛海威已經出現巨虧。」
互聯網專家姜奇平認為：單純從企業內部尋找瀛海威失敗原因，難以說明問題。瀛海威的命運，在大背景上，折射的是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電信運營商)的利益衝突。與壟斷資源的國有企業拼資源，民營企業處於絕對下風。互聯網接入服務與城市自來水一樣，有滋長壟斷的天然土壤。在這類領域壟斷反而意味著效率。瀛海威啟蒙了這個市場，而中國電信早晚會意識到互聯網路接入的價值，張樹新應當及早謀劃轉型。與中國電信競爭，瀛海威再強大一百倍也不行!
瀛海威的案例在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中，屬於滄海一粟。改革開放30年的關鍵詞就是兩個字：「解放」，是一個把被禁錮、被壓抑、被扭曲的逐漸解放出來的、漫長而又迅速的過程。具體到經濟領域則是一部官商博弈的歷史，是從計畫經濟、官本位向市場經濟、商本位的漸變。最初官本位完全壓倒了商本位：健力寶的李經緯、汽車大鱷仰融、鐵本戴國芳的悲劇……在《大敗局》一書中，吳曉波如此闡述：誕生於市場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政商的博弈中的弱勢地位有目共睹，企業家付出的代價也可謂「血流成河」，企業家馮侖甚至認為：「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憯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張樹新顯然沒有把握好這個度，但她的嘗試，讓後來者明白，那裡是雷區。
瀛海威很快在ISP之戰的漩渦中敗下陣來。隨後，網易、四通利方論壇(新浪前身)和搜狐開始崛起，政府對互聯網的大規模基建，為ICP們提供了一個施展的平台。此後，中國互聯網以及中國商業史上與「原罪」毫無瓜葛的商業邏輯便蔥蔥鬱郁地成長起來。原因是這個嶄新的「蛋糕」的形狀、質地、大小都無從把握，既得利益團體沒有興趣參與。「強者」們感興趣的先是鋼材、水泥、進出口批文，再是地塊、各種牌照及至上市公司殼資源……做網站只能讓人聯想到「圈錢和燒錢」。不過，公正地說，國外的風險投資不僅帶來了稀缺的資本，還帶來了更加稀缺的制度。在中國，代表新經濟的互聯網企業家們與「原罪」這兩個字無緣，他們的成長更多的是依靠國外風險資本的「輸血」，盈利模式則建立在龐大的用戶群上。馬化騰的騰訊、丁磊的網易和馬雲的阿里巴巴，其實是從裡到外都完全與國際接軌的年輕企業。
這些年輕的企業，早期的成長氛圍充滿了偶然性，在互聯網資深人士謝文的記憶中，早期，幾千億規模的電信部門不屑於管互聯網這麼一株小草，文化和新聞也沒有意識到互聯網會和自己發生什麼關係，而國家的科技部門還把精力放在863這些政府立項項目上。互聯網在中國的產生更多憑藉的是一批在海外看到了互聯網魅力的人、或者本土技術出身的對互聯網有興趣的年輕人，這些中國的創業者自然不會有什麼明確的拿這個東西賺錢的商業計畫書，但最早的機會、最高的回報往往給了這些願意為一個新事物奉獻的人。
1998年4月22日，搜狐公司率先獲得近2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隨後，新浪融資一舉超過9000萬美元，網易也融到1000萬美元。中國商業互聯網一夜之間進入到門戶時代。在門戶上市時，官本位和商本位的矛盾卻凸顯了出來。門戶可以上市嗎?這是互聯網商業化遇到的第一個規則門檻。據高紅冰的觀察，在政府內部，首先在新聞傳播領域就發生了激烈的討論，「當時政府在各個部委做一些工作的時候非常困難」。政府經過研究，最終沒有採取封殺的做法，而是確定了一個極為開明的方針：「應該促使門戶網站在中國的本土化」。
新浪創始人王志東曾對筆者如此闡述：「管理層的擔心包括外資利用股權會怎麼影響網站內容;作為新媒體的網站在內容方面的保險性等等。我記得當時這個階段我們也是意識到這一點，也是和很多高層主管做了很多溝通之後，我們非常幸運，最後環節被認可了，同意了我們的觀點，然後放行。」
互聯網企業家在歷史關頭，達成了一個不成文的重要契約。當時國務院新聞辦在調研中表達了兩點：一是企業以商為重，不問政治(不會惹事);二是關係國計民生的信息必須要聽從召喚、聽從指導，但是一些其他領域，比如說IT、娛樂、體育可以放開。
現在的王志東曾如此感慨，「其實蠻懸的，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階段里有很多次機會真的是擦肩而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也許又回到其他行業那樣，我們再從頭來，比如說像中國的軟體業。互聯網業通過一些國際資本的運作，包括一些海歸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