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傑地靈，素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名士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如號稱「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號牧齋，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眉）、吳偉業（號梅村，與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曠世情緣），復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陳貞慧等，無一不是聲動天下的名士。吳門詩人吳兆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文風熾盛的地方。
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今江蘇吳江）人。少有俊才，成名很早，九歲時就寫出了數千字的《膽賦》，十歲時寫出《京都賦》，聲震文壇。
才氣縱橫，又才名遠播，養成了吳兆騫高傲狂放、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時候在私塾讀書，經常將同學的小帽子拿來當溺器小便。當先生責問時，他竟然回答說：「與其放在俗人頭上，還不如拿來盛小便。」先生由此嘆息道：「此子將來必以名大惹禍。」
吳兆騫卻毫不以為然，非常自負地告訴好友汪鈍道：「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覽無遺。正因為他自少年時期起，便「為人簡傲自負，不拘理法，不諧與俗」，因此鄉里有不少人對他又嫉又恨。
吳兆騫曾隨父親宦遊楚地四年，後因張獻忠農民軍起義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鄉。明朝滅亡後，吳兆騫遂歸隱鄉里，與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吳偉業對少年吳兆騫非常賞識，二人曾一同遊歷。
順治六年（1649年），吳地成立了「慎交」「同聲」二社，二社其實都是復社巨子陳子龍所創建畿社的分支。陳子龍抗清敗亡後，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聲」二社。吳兆騫與兄長吳兆寬、吳兆宮加入了慎交社。吳氏少年才俊，高談雄辯，聲望甚隆，被推舉主持慎交社。當時名滿江南的才子尤侗、計東、顧貞觀 等，亦加入了慎交社，成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吳兆騫與顧貞觀情投意合，二人結為生死之交。而後來吳兆騫罹難，顧貞觀所表現出來的友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由於各守門戶，慎交、同聲二社勢同水火，積習很深。順治十年（1653年），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北赴京師前，他受錢謙益委託，出面調和社事。兩社人馬應吳偉業召集，在虎丘舉行大會。九郡之人才齊聚虎丘廣場，盛況空前。尤其是吳兆騫與吳偉業即席唱和，才華逼人，令吳偉業嗟嘆不已，以為自己也不能及。一時間，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時人將他和陳維崧、彭師度並稱為「江左三鳳」。吳偉業更是對賓客說：「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雲間有彭郎，松林吳兆騫，才若雲錦翔。」
虎丘大會後，吳兆騫才名轟動一時，甚至傳入了京師，「諸前輩巨公，恨不識吳生也」。可惜命運無常，這位文採風流的江南才子竟然離奇地捲入了丁酉江南科場案，從此被拋進了苦難的深淵。
自隋朝實行「科舉取士」以來，科舉制度在中國已經施行了一千多年，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最主要渠道，也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統治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
科舉經過歷代變遷，到明朝時已經形成了完備的考試製度，共分四級：
院試是各地考生參加縣府的考試，由省提督學政蒞臨主持，及格者稱生員，俗稱秀才。
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稱為「大比」。如果趕上皇帝喜慶，也會下詔加開，稱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稱「秋闈」。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臨時選派。鄉試中舉，稱為乙榜，又稱桂榜。取中者稱為舉人，俗稱孝廉，或稱登賢書。考得第一名者，稱解元。
會試在鄉試次年舉行，是中央一級的考試，由閣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舉行，又稱「春闈」。取中者為貢士，第一名稱「會元」。
殿試則是皇帝親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別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並從此官服加身，榮耀無比。
順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歲的順治皇帝突然發布了一道諭旨，內容並非軍國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這道諭令剛好在大比之年伊始發布，顯然有著特別的意義。
滿清以武功定天下，素來崇尚「國語（意為滿語）騎射」的國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從一出生就要開始進行「國語騎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終止。但自清廷入關後，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八旗子弟發現一旦科舉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優厚的俸祿，又可以免去從軍之苦役，於是開始崇尚文學，熱衷於科舉。順治皇帝對此十分憂慮，多次強調說：「我朝以武功開國，頻命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今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選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順治皇帝不得不以諭旨來強行限制。此則故事固然是出於滿清「以武定國」的傳統，卻也說明了在金榜題名後風光榮耀和高官厚祿的誘惑下，科考給人帶來的誘惑何等之大，就連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這道諭旨的背後還透露出一點，那就是科舉名額十分有限，滿清皇帝希望將這些為數不多的名額留給漢人，以此籠絡人心。正因為科舉從來就是一座獨木橋，參試的人數遠遠大於被錄取的人數，時刻要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早熟的國家，科舉自存在之日起，就與弄虛作假、營私舞弊聯繫到了一起。而統治者為了維護形象，選拔出真才實學的人才，也制定各種考場規則，全力採取措施確保考試的公正性和錄取的公平性。這樣，一方面是花樣形式不斷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卻是日益嚴格的考試紀律和嚴厲殘酷的懲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丁酉鄉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序幕。少年天子順治皇帝由於剛剛順利冊封紅粉知己董鄂妃為皇貴妃，心情大好，突然決定有所作為，要對科舉加以整飭。丁酉的前一科，順治十一年（1654年）的甲午，人稱「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順治皇帝有所察覺警惕，因而不但在選派主考官上格外費心，還事先對考官們告誡說：「考官閱卷有弊者，殺無赦！」語氣十分嚴厲。然而，科場積弊由來已久，似乎誰也沒有太把年輕皇帝的話當回事。
在各省鄉試中，順天闈 為北方最重，江南闈則為南方最重，二省錄取舉人的名額也是高居前兩位。順天闈之所以排在第一，不過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沾了京師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闈能排在第二，則全靠地域人文薈萃、真槍實彈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闈也素來被認為是國家選拔人才最關緊要的所在，因而所選派的考官，特別慎重。
當年，方猷、錢開宗被選為江南科場主、副考官。順治皇帝寄予厚望，臨行前特意召見，要方、錢二人敬慎秉公，並警告說倘所行不正，絕不輕恕。然科場積弊已深，之前的處罰又輕微有限，加上漢官素來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錢開宗並沒有太將順治皇帝的話放在心上。
到了江南科場南京後，主考官方猷、錢開宗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早就將順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了九霄雲外，大肆徇私舞弊。榜發後，取中者頗多富貴人家子弟。士論大嘩，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寫文章怒罵，將主考官罵得不亦樂乎。還有人寫詩嘲諷道：「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
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南京書肆剛剛刊刻發行的《萬金記》一書，萬是方猷的「方」字去一點，金字則為錢開宗的「錢」字的一半，「萬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錢開宗兩主考的姓。書中揭露了主考官行賄通賄的情形，歷歷如繪，只是隱去了當事人姓名。
另外還有一出名叫《鈞天樂》的雜劇，也是寫科場故事，分上、下兩本。上本寫文才出眾的沈子虛，應試落第，而不學無術的賈斯文等，卻因財勢而得中式。主考名叫胡圖，是「糊塗」的諧音；三鼎甲名叫賈斯文、程不證、魏無知，諧音分別為「假斯文」「真不正」「鬼無知」。劇本中有一首《黃鶯兒》詞：「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孔子弟子，以善於營財著稱），原是貨殖家風。」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主考官納賄作弊的行為。下本寫天界考試真才，沈子虛遂中狀元，並得夫妻團圓，表現了作者的幻想。
此劇剛好寫成於江南闈發榜後，時人均疑影射科場，每每演出，「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嘆」「吳中好事者傳為美談」。
方猷、錢開宗二人離開江南回京師，路過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