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剛學醫的時候，我經常在夜晚時悄悄走進病房，找到一個病人，膽怯地問：「我能問問您的病史，給您查一下身體嗎？」
那時的我，對書本上的醫學知識有著無窮的好奇，總想在現實中印證所有學過的東西，求知慾爆棚。
但我慢慢發現，醫學這門學科充滿不確定性。
比如，兩個病情完全一樣的病人，為什麼會用兩種成分基本一致但是品牌不同的藥物？
同一個手術術式，用在患有同樣疾病的病人身上，為什麼效果完全不同？
漸漸地，我又發現，決定病情走向的常常不只是科學本身。
例如，為什麼兩個類似的病人，一個會選擇保守治療，一個會選擇手術？
為什麼兩個急診病人，一個立刻被收入醫院，另一個卻怎麼也住不進來，而明明另一個病情更重？
一位我很喜歡的老師說過，在中國，只有平衡好人性和科學，才有資格成為一名偉大的醫生。
我曾經對這句話嗤之以鼻，覺得醫學明明是科學，非黑即白，分毫不差，事情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和醫生自己是怎樣的人、處於怎樣的狀態和心情不應該有關係。
摸爬滾打這麼多年，我發現，是當時的自己膚淺了。
手術順利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外科神手，天賦異稟，若自己不幹外科將是業界的巨大損失。
術中出血、術後併發症等意外發生的時候，我會陷入一種非常自責的情緒，反覆思考自己操作不當的地方；看著病人血色素降低，反覆發燒，我又覺得是自己的粗心、傲慢，導致病人這樣痛苦；如果換一個更加優秀的醫生來做，病人可能就會順利地出院，與家人團聚。
再上手術時，我就會猶豫，甚至很多次想給病人道歉，即便可能引起更大的醫患矛盾。
一念地獄，一念天堂，這兩種狀態都是真實的作為醫生的我。
因此，在病人想要擁有自主選擇醫生的權利時，作為醫生的我，也反覆問過自己，究竟想要成為一名怎樣的醫生？
02
有的醫生，更多時候眼裡只有技術。
有的醫生，眼裡看到的是人。
記得有位做近視手術的老師，是醫院出了名的「惡霸」，走在路上跟什麼人都不打招呼，經常在手術室里大呼小叫，醫生、護士沒有一個喜歡他，而他的患者是全院眼科最多的。
有一次，我在走廊里聽到兩個患者聊天。其中一個說，聽說這個大夫脾氣特別不好，但是技術好。我不管那麼多，只要給我做得穩穩噹噹的，他罵死我我也高興啊，要是碰上那種表面特別客氣但是技術不行的，才慘呢。
沒毛病，技術應當是醫學的根本，可有些患者好像不這麼認為。
我在普外科輪轉的時候，是人見人愛的搶救小能手，老大夫和護士都十分信任我，我也自詡是名「有技術」的醫生。
有一天，我查房之後一個患者叫住了我，很抱歉地和我說，想換一名主管大夫，把我換成一個剛進入臨床的小姑娘。
她看出我的詫異，便解釋說，曾經看到我全力搶救一名和她一樣的晚期肝癌患者，讓那位患者多活了幾個月。但是她一點都不想重複那個患者的最後一段路，她想讓這個剛進入臨床的小姑娘負責自己。
我說：「可那個小姑娘還不太懂臨床呀。」
她笑著說：「沒關係，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緩解癥狀，少一點痛苦就很好。我特別喜歡那個愛笑的小姑娘，她和我聊上幾句話，開幾句玩笑，我就會暫時忘記自己還是個病人。」
可見，關懷同樣是醫學的根本。
其實，更多的醫生介於這兩種之間。他們平凡而真實，他們既希望用技術拯救患者，又希望感受到來自患者的信任。
隨著成長，醫生的眼裡除了技術和人，開始出現利益。
「利益」這兩個字是最傷害醫學本源的字眼，但卻是人立足於社會的「根本」。作為一名醫生，他也需要滿足基本的生存；他可能為人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也可能正面臨家庭的劇變，和其他人一樣需要錢，那麼他又該如何選擇？
技術、人、利益，在不同的醫生眼裡，有不同的佔比；在同一個醫生眼裡，會因為面對的病人不同，佔比發生變化。在同樣的醫療技術和醫療指南的大前提下，醫生和患者之間可能會產生很多種結局，正是因為這一切的科學，都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
沒錯，這就是醫生，醫學也是由人構成的職業。短短一把柳葉刀，拿起是神仙，放下皆凡人。
03
現代的年輕醫生，大多一直在迷茫，我們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醫生？作為年輕人，我們又能否被這個世界充分認同？
醫生行業本身只屬於那些堅持某種精神的高尚的人類，只是我們缺乏了保持高尚的理由。不只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把醫生行業看成一個平凡的工作，用法律去評判，用道德去約束，用體制去管理。我總覺得，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有些東西正在快速地消逝。
大四的時候，我剛進入醫院成為一名見習醫生，有幸跟著院里去採訪了北大醫院的一名老教授，她是中國兒科神經學學科的創始人左啟華。她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已經去世，於是她的晚年就一直獨居在燕園湖畔的房子里。
剛見面的時候，我根本不敢相信這位鶴髮童顏、健步如飛的老人已經九十多歲高齡。她的房間里全是藏書，據說每天早晨還定期查收e-mail，看看世界上各個領域的最新進展。她也會一個人去百年講堂看《山楂樹之戀》，並且對旁邊的孩子說，你別笑啊，我們當時就是那個樣子的，當時握個手簡直太難為情了。
教授和我們聊起那個黃金時代。
有個最嚴厲的老師一上課就讓所有學生背下病人的各項指標，背不出來就訓斥，但那位老師是她畢生最服氣的老師。他博學到全院沒有人能問倒他。他上課的時候從來不帶講義，直接徒手在黑板上畫下人體大腦各個部位的解剖圖，並且標記上拉丁文，每節課都是好幾黑板的圖畫和板書。
她還講到她的老師諸福棠教授，曾經歷過麻疹暴發時沒有免疫球蛋白可以用於治療。於是諸福棠教授用自己的血嘗試治療了一個患兒，危重的患兒奇蹟般地恢複了。看著滿病房無助的患兒和家屬，所有在場的醫生無一例外地獻出了自己的血。說到這裡，她眼角泛起淚光。
那該是怎樣的一個黃金時代啊！穿著白大褂的人多麼神聖，光是這個舉動就足以讓我們內心充盈、陽光，無所畏懼，充滿希望。
她也講到晦暗的歲月，講到戰爭，講到自己每個星期只有半天的時間可以回家換洗、休息，甚至在做住院醫師期間都不能結婚生子，等等。她從來沒抱怨過任何一個時代，沒抱怨過任何一個人。提及個人對中國醫學的貢獻，她沒有誇獎自己任何一個字，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些孩子的疾病就是她的痛，孩子的幸福就是她的使命。
她拿出自己的一本筆記本，上面全是手繪的解剖圖和生理示意圖，每一張圖都像教材上的印刷圖，精準、規範。上面不只有拉丁文的註解，還用英文記錄著自己不同時間段的心得和感悟。
這就是這本小說中「筆記」的雛形。
04
我並沒有拿走這本筆記，因為我知道這是左老一生最珍貴的回憶。
然而，那天下午，那些混著陽光溫度和泥土清新的感動，至今我都清晰地記得。甚至也會在一個同樣的陰雨季節，偶然想起那本泛黃的筆記本。有時候我也會不斷反思，那也是我們曾經決心要一生呵護的誓言啊，如今它們又去哪裡了？
如今任何疾病一直夢寐以求的治癒率都遠高於過去。我們有了先進的治療手段和器械，就連過往的那些治療理念，我們有些都嗤之以鼻。
我們真的能夠完全拋棄過去嗎？
一次，一名年輕醫生險些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是一個胸腔積液的患者，他來醫院想做個胸腔的穿刺，把積液放出來。這要是在過去，可能直接在病房通過查體判斷積液後就穿刺了，用的是叩診的方法，就是用左手中指貼在患者後背上，用右手的中指敲擊左手中指的第二指節。如果下面是肺組織的話，會發出清脆的「砰砰」聲，如果下面是積液，就會發出沉悶的「咚咚」聲，就像我們拍西瓜看生熟一樣。
現在我們有更先進的手段了，年輕醫生讓患者去B超室做了個定位。B超會在這個患者的後背上畫一個叉，意思是從這裡穿刺最好。但是這個患者不明就裡，以為只是個標記而已。他看大夫還沒來，就去洗了個澡，把標記也洗掉了。
他擔心大夫回來說自己，就找護士要了根記號筆，想自己照著皮膚上的印子描。可幺蛾子就出在了這裡——他看不清後背的印子，就用一隻手把後背的皮膚往下拽了拽，這才看到了那個印子，標記上了。
穿刺的時候，年輕醫生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