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鴻君 張建國 譯
當鴿子的事發生的時候，約納丹·諾埃爾已經五十多歲了，這件事突然之間改變了他的生活。回想將近二十年平靜的生活，他恐怕還從未料到除了有朝一日棄世而去之外，還會遇上其他什麼重要的事情。這對他來說是完全合適的，因為他不喜歡動蕩，討厭那些打破內心平衡、擾亂外界生活秩序的事件。
謝天謝地，絕大多數諸如此類的事件統統留在了遙遠的、模模糊糊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不願意再去回想這些往事，即使有時也會極不舒服地想起在夏朗德 的一個夏天的下午，那是在1942年7月，當時他釣完魚正往家走……那天剛剛下了一場暴雨，這會兒雨仍未停，這是持續數日的炎熱天氣之後的一場及時雨。在回家的路上，他脫掉鞋子，赤腳走在又熱又濕的瀝青路上，噼噼啪啪地從小水窪里跑過，給他帶來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樂趣……他釣完魚回到家裡，跑進廚房，滿心指望會碰上母親正在做飯，但是，母親已經不在那兒了，只有她的圍裙依舊搭在椅背上。父親說，母親走了，她要出門較長一段時間。鄰居們說，她是被人帶走的，先是被弄進「冬季賽車場」，然後再被送入德朗西 的集中營，從那裡又去了東邊，同去的人一個也沒有回來。約納丹對此事一點也不明白，這件事完全把他弄糊塗了。幾天以後，父親也失蹤了，約納丹和他的小妹妹意外地上了一列開往南方的火車。夜裡，他們在一群陌生男人的帶領下穿過草地和樹林，然後上了另外一列南行的火車，到了離家很遠的地方。他們的一個素未謀面的叔叔把他們從卡瓦龍 帶回自己位於迪朗斯 河谷的普吉特鎮附近的農莊。他把他們藏在這裡，直到戰爭結束；戰後，他讓他們在菜地里幹活。
五十年代初，約納丹逐漸對農業工人的生活感到滿意。叔叔要他報名參軍，於是，約納丹就順從地盡了三年義務。第一年，他唯一的事就是努力習慣於那種令人討厭的軍營集體生活。第二年，他被用船送到了印度支那。第三年的大部分時間，他是在戰地醫院裡度過的，先是腳上中了一槍，然後腿上又挨了一發子彈，另外還得過一場阿米巴痢疾。當他1954年春天回到普吉特鎮時，他妹妹不在了。據說她移居到加拿大去了。叔叔要約納丹儘快與一個名叫瑪麗·巴庫切的姑娘結婚。這個姑娘住在附近的勞利斯村，約納丹以前從未見過她。他乖乖地按叔叔的吩咐辦妥了一切，他甚至心甘情願地這麼去做，因為，雖然當時結婚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他卻希望能在婚姻中最終找到那種平靜安謐、相安無事的狀態，這是他心中唯一的渴望。但是，四個月以後，瑪麗生下了一個男孩，同年秋天，她同馬賽來的一個突尼西亞水果商私奔了。
約納丹·諾埃爾從所有這些事件中得出了一個結論：不要相信任何人，只有與他人保持距離，才會有安寧的生活。因為他已成為全村的笑柄——妨礙他的並不是人們對他的嘲笑，而是由此引來的人們對他的公開注意，所以他一生中第一次自己作出了一個決定：去農業銀行取出了他的積蓄，打點行裝，去了巴黎。
在這以後，他曾經交過兩次好運：在塞夫爾大街的一家銀行找到了一份當守衛的差事；在普朗士大街的一幢大樓的第七層找到了一個住處，一個所謂的chambre de bonne 。要去這間屋子必須經過後院和專門運貨的窄小樓梯以及一條狹長的、只有一扇窗戶、光線很暗的過道。過道的兩邊有二十四間房間，門漆成灰色，上面標著房號，過道的盡頭是24號房間，即約納丹的房間。這間屋子長三點四米，寬二點二米，高二點五米，屋裡的陳設十分簡單：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盞白熾燈，一個掛衣鉤，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直到六十年代，這裡的電線才增加了負荷，以便居住者可以接上烹飪電爐和電取暖器，同時還敷設了自來水管，每個房間也裝上了各自的洗臉池和鍋爐。在此之前，閣樓的所有住戶——只要他們不違反規定使用酒精爐——都是吃涼的食物，在寒冷的房間里睡覺，在過道里緊挨著公共廁所的那個唯一的洗臉池裡用涼水洗襪子、洗為數不多的餐具以及洗臉洗手。所有這一切對於約納丹來說並無妨礙。他追求的不是舒適的設備，而是一個安全的住處，這裡完全屬於他，使他免受生活中突然發生的不快事件的打擾，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從這裡趕走。當他頭一次邁進24號房間的時候，立刻就意識到：這就是你尋找已久的地方，你將留在這裡（當時他的心境就像人們常說的那種一見鍾情的男人，他們像遭到雷擊似的恍然大悟：一個迄今未曾見過的女人就是他的終身伴侶，他將佔有她，與她白頭偕老）。
約納丹·諾埃爾租這間房子的租金是每月五千舊法郎。早晨，他從這裡去鄰近的塞夫爾大街上班，傍晚，帶著麵包、香腸、蘋果、乳酪回到這裡。他在這裡吃飯，睡覺，感到很幸福。星期日，他從不離開這間屋子，而是打掃衛生，在床上鋪上乾淨的床單。他就這樣平靜、知足地生活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晃就是幾十年。
在這段時間裡，外界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房租的數額，房客的種類。五十年代，這裡住的大都是些女用人，還有幾對年輕夫婦和幾個退休老人；後來進進出出的變成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北非國家的人；六十年代末，主要的房客是大學生；後來，二十四個房間就再也沒有住滿過了，許多房間空著或者被住在下面幾層的房東用來堆放雜物，或者成為他們偶爾用來招待客人的住房。約納丹的24號房間在這些年間變成了一個相對來說舒適的住處。他買了一張新床，裝修了一個壁櫥，七點五平米的地板鋪上了灰色的地毯，烹飪和盥洗的角落也糊上了漂亮的紅色漆紙。他現在有一架收音機、一台電視機和一隻電熨斗。食品再也不用像從前那樣裝在小口袋裡掛到窗外，而是存放在一台放在洗臉池下面的小巧玲瓏的冰箱里，現在即使是在炎熱的夏天，黃油也不會融化，火腿也不會幹得發硬。他的床頭裝了一個書架，裡面至少排列著十七本書；一套三卷本的袖珍醫學詞典，幾本反映克羅馬努人 、青銅器時代的鑄造技術、古代埃及、伊特拉斯坎人以及法國大革命的精美畫冊，一本駕駛帆船的書，一本介紹國旗的書，一本關於熱帶動物的書，兩本大仲馬的小說，一本聖西門的回憶錄，一本介紹製作簡單食物的菜譜，一本《小拉魯斯詞典》以及《守衛和警察在特殊情況下使用公務手槍的若干規定》。在床底下存放著十幾瓶紅葡萄酒，其中有一瓶「白馬城堡」牌高級紅葡萄酒，這是他為1998年他退休的那一天預備的。約納丹對幾盞電燈的位置做了周密的考慮，現在，他坐在房間里三個不同的位置——床的腳端、床頭、小桌子旁邊——看報，既不會晃眼睛，報紙上也不會出現陰影。
由於添置了這麼多東西，這間屋子自然變得更小了，它就像一隻吐出過多珠母的珍珠貝不斷地在向內部增長。各式各樣精心布置的內部陳設使得這間斗室與其說像一間簡陋的chambre de bonne，倒不如說更像船艙或者豪華的列車包廂。但是，它的本質特徵經過了三十年仍然保持了下來：這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約納丹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上的安全島，這裡是他牢靠的支撐點，是他的庇護所，是他的情人，對，是他的情人，因為每當他傍晚回來，這間斗室總是溫柔地擁抱他，給他溫暖和保護，在肉體和精神上滋養著他，每當他需要它時，它總是在他的左右，它從未離開過他。實際上，它是他生活中唯一被證實是可以信賴的東西。因此，他從來也不曾想過要同它分開，即使是在現在——他已經五十多歲了，爬這麼多級樓梯常常使他感到有些吃力，他的薪水也完全允許他租住一套擁有廚房、廁所和浴室的真正公寓——他也絕無這種想法。他始終忠於他的情人，甚至想要把它同自己，把自己同它更緊密地連在一起。為了使他們之間的關係永遠牢不可破，他想把它買下來。他已經和房東拉薩爾夫人簽訂了合同。這間房間價值五萬五千新法郎。他迄今已經支付了四萬七千法郎，剩下的八千法郎將在年底付清。然後，它就永遠歸他所有了，在死神將他們分開之前，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還能把他們——約納丹和他喜歡的房間彼此分開。
這就是1984年8月一個星期五的早晨，鴿子的事發生之前的情況。
約納丹剛剛起床，穿上拖鞋和浴衣，準備像每天早晨那樣在刮臉之前先去趟公共廁所。在開門之前，他先把耳朵貼在門板上聽聽過道里是否有人。他不願意碰上鄰居，更不願意大清早穿著睡衣或浴衣碰上他們，而他最不願意的是在上廁所的途中。發現廁所里有人，已經讓他夠不舒服的了，而在廁所門前與另一個房客相遇，簡直讓他感到難堪之極。這種情況僅僅發生過一次，那還是在二十五年前，即1959年的夏天。每當他回想起這件事，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兩人看見對方時，同時都感到驚慌失措，這件本來絕對保密的事一下子失去了保密性，兩個人同時後退，請對方先用，同時說出謙讓的話：請您先用？噢，不，還是您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