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國民黨的「剿匪」司令部設在武漢，蔣介石這時也常在武漢。他住武漢時，改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經農擔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是美國留學生，學教育的，當時任美國教會在中國辦的齊魯大學校長，校址在濟南。朱經農從武漢回濟南交卸齊魯大學校長時，蔣介石囑咐說：「你回到濟南時，請對梁漱溟說，讓他來武漢同我見面。」朱經農返回濟南以後，把蔣介石的意思轉達給我。我沒有理他，我不能因為他讓人傳這麼一句話，就去武漢見他。這件事是蔣介石與我之間的第一次交涉。
後來，終於在南京與蔣介石見了面，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見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會會員，孫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時參加革命，之後去英國留學，學化學，回國以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學是同事。他年齡比我大十多歲。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擔任南京市市長。石瑛對我講，蔣委員長想見你，請你去武漢，你沒有去，這次你既然來南京，不可以不見，我陪你去見他。石瑛安排好以後，用汽車接我同去見蔣介石。地點是南京蔣介石官邸。見面的房間很講究，桌椅、沙發、地毯、裝飾品都很考究。蔣介石沒有怎麼同我談鄉村建設。那時，津浦鐵路沿線正鬧水災，他問了一些水災的情況。第一次見面，蔣介石給我留下的印象很壞，覺得這個人很虛偽。怎麼說他虛偽呢？談話中間，蔣介石手裡老拿一個本子，我說到一個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趕快記下來，表現出很勤奮、很謙虛、不恥下問的樣子，好像很願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見。其實，這時另有一個穿軍裝的，是副官和秘書，坐的離我們稍遠一些，在那兒作記錄。談話進行了不到一個小時，我就告辭了。我第一次與蔣介石見面的情況，記得的就是這麼多了。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上海、南京，國民黨政府自南京遷到了武漢。蔣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見蔣，我對他講，韓復榘在山東不抵抗，為了保存實力，沒有怎麼打，就撤出了山東省。我說完以後，蔣介石沒有多說話，只是說，這事我知道。這一天蔣介石沒有戴假牙，一副疲勞的樣子，面容很難看。
南京政府由武漢遷到重慶以後，我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公開場合，同蔣介石見過多次面。我和少數人同蔣介石見面的次數不多。我記得清楚的，印象較深的有一次。情況是這樣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禎，可能還有別人，一同去見蔣介石。王卓然、王家禎二位都是東北人，是張學良系統的。那次去找蔣介石有什麼事記不起來了。只記得王卓然、王家禎兩人談到重慶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現象，像投機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談到這類事與政府官員都有關係。蔣介石很生氣，表示很不願意聽，對他們兩位辭色之間很不好，說了你們很讓我失望這樣一些話。我見氣氛很緊張，就站起來，對王卓然、王家禎說，我們來的久了，委員長很累了，我們告辭吧！第二天，王雲五碰到我，對我說，幸虧昨天你一句話解圍了，要不委員長還要罵下去。
駐重慶時期，蔣介石對我的態度，在我去香港辦《光明報》之前，與我從香港辦報回重慶以後，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蔣介石看我是一個中間派，不是國民黨，也不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跟我套近乎，拉攏我，見面稱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組成後，我去香港辦《光明報》，把民盟成立的事公開出來。香港被日本人佔領以後，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從桂林回到重慶後，蔣介石對我的態度變了，不稱我「漱溟兄」，改稱「梁先生」。從我同蔣介石的接觸中，我覺得蔣介石神氣、態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這裡談一件別人的經歷。陳銘樞與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對我說過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時，一個夏天的晚上，夜相當深了，蔣介石派人派車把陳銘樞接去，在院子里乘涼談話。蔣介石對陳銘樞說：「我們很好，我們結盟。」所謂結盟就是拜把兄弟。陳銘樞當下沒有接受，他對蔣介石說：「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員長的部下、學生，怎麼可以這樣高攀。」蔣介石類似這種拉攏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党進行和談，國民黨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孫科，代表有邵力子、張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來。國內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書長，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當時的交涉，我都參加了。國際上的第三者是美國，主要的代表是馬歇爾元帥。後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協助馬歇爾，一切活動都由他們兩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杭州，精通中文，與中國關係很深，中國朋友很多，是一個中國通，原擔任燕京大學校長。他從美國回來，在上海與周恩來長談，談得很好。正在這時，美國政府發表魏德邁為駐華大使。馬歇爾打電報給美國政府請求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由司徒雷登協助他搞兩黨和談。美國政府根據馬歇爾的請求撤回對魏德邁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留在南京幫助馬歇爾。這以後，美國方面與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面接觸，都是由馬歇爾、司徒雷登兩個人出面，給周恩來的電報兩個人簽名，去廬山找蔣介石也是兩人同往。
我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親眼看見蔣介石這個人毫無信義，說了話不算數，不顧一切地欺壓人、刁難人。參加兩黨和談的人，可以說沒有人不受他的欺壓。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我們這些兩黨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國代表馬歇爾元帥，都受他的欺壓、刁難。
國共兩黨和談中，什麼問題都是協商一致才能通過、實施。國民黨里事事都是蔣介石說了算，什麼事他不點頭都辦不成。因此，兩黨和談中一切協議只有蔣介石點頭後才能通過，否則達不成一致的協議，解決不了問題。這樣，事事都要找蔣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國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國民黨里聽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蔣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見。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圍上他，他就上廬山。他長期住在廬山，是天氣真熱非上廬山涼快不可嗎？不是，蔣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說馬歇爾七次上廬山，據我聽知馬歇爾是九上廬山找蔣介石。我記得馬歇爾第一次上廬山時，上海的《新民晚報》主筆趙超構曾發表消息，說馬歇爾上廬山是請蔣介石下山回南京。確實也是這樣。但是，他們沒有料到，馬歇爾請不下蔣介石來。請不下來，馬歇爾為了解決事情，就只有上廬山。蔣介石老不下來，馬歇爾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廬山找他，先後上去九次。蔣介石不顧旁人為難，不顧馬歇爾奔走勞累，把別人的痛苦不當回事，完全不體貼人，只考慮自己。
有一次，我去見馬歇爾元帥，我的英語不行，有一位朋友幫助我，這就是民盟的葉篤義先生，他的英語很好。當時，在馬歇爾那兒的蔣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維（當時任交通部部長，以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部長）。那天，我去時俞大維也在座。馬歇爾對我們說，兩黨之間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這是我們中間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辦的事。怎樣促進彼此間的了解，向著相互諒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進，這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這種相互相信要在事實上去做。我同俞部長商量好了一些要解決的問題，解決一個問題，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蔣介石不幹，不點頭，在俞大維參與時說好的事，去報告蔣介石，說某個問題應當解決、簽字。蔣介石說，不！再說底下的，談好的事先擱在這兒。實際上就是懸起來了，不簽字。這些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國共兩黨的軍事衝突，當然還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問題很多，一言難盡。馬歇爾是美國的五星元帥，後來從中國回去擔任國務卿，在國內和國際上地位都很尊貴。在中國當中間人時，覺得很難當，吃了蔣介石的很多苦頭，受了他從未受過的苦。馬歇爾對蔣介石很惱火，他回國擔任國務卿後，發表了白皮書，從這個白皮書中，可以看出馬歇爾恨死蔣介石了。
比馬歇爾吃苦還多的是周恩來。蔣介石倚仗美國支持，有美國當後盾，兵多武裝好，有恃無恐，看不起中共，欺壓中共。他總是逼著中共方面讓步，總是說中共方面要在某個問題上讓步，讓了步下面好說。中共方面讓了步，蔣介石又說，下面另一個問題還要讓步，才能往下談。中共方面又讓了步，蔣介石又說還有那個問題必須讓步。他說了不算數，總是一步步逼著中共方面讓步。蔣介石逼中共讓步的情況，我在解放前寫的《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一文中，詳細舉例說明了，可以參考。中共方面為了實現和平，作了許多讓步，蔣介石是得寸進尺，沒個完。國共兩黨和談有兩次處於決裂的邊緣。一次是安東問題，中共方面佔領著安東，蔣介石派軍隊進攻安東。中共方面通過馬歇爾、司徒雷登發表聲明，指出如果國民黨軍隊攻佔安東，將影響兩黨和談。蔣介石根本不聽警告，強佔了安東。第二次是張家口問題，國民黨軍隊向張家口發動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