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自山東敵後返回說起
當初從南京退守武漢時，我早向人說過這樣的話：你們向西，我要往東，你向南來，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後方既無可儘力，我便想到前方去。況1937年那時有一部分八校師範生訓練處的同人同學約八百餘人，攜帶槍支糧款從濟寧退入河南，在鎮平集中受訓後，經向當時政府取得名義，已於1938年秋整隊開拔渡河返魯抗敵，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於是我一面請求蔣的軍事委員會轉知前方戰區，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請中共中央轉知八路軍和新四軍，沿途給我方便和照顧。我即於1939年2月2日成行。當出發之時，未嘗沒有留於前方抗敵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趕上敵人大掃蕩，又逢著「摩擦」開始，躑躅於魯南山區，辛苦備嘗而一籌莫展。同時看到黨派關係惡化如此，抗戰前途已受威脅，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決黨派問題，可能就是到了問題解決的時機，所以馬上又迴轉後方。計一往一返共經歷了豫東、皖北、蘇北、魯西、魯南、冀南、豫北、晉東南各敵後游擊區域，末後於「九一八」回抵洛陽，「雙十節」回抵成都，為時共八個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見聞外，可算勞而無功。
二 抗戰中期到勝利之前
我到達成都和重慶，得悉黨派關係惡化在大後方亦同樣嚴重。不過在前方所表見者是武裝衝突，大後方卻是單方面——執政黨方面對黨外的壓迫鉗制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朋友一見面便訴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戰危機相告。在問題的如何應付如何解決上，他們一般意見又與我相左。他們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憲政，希望可以多黨互競並存。剛剛不久開過一次「國民參政會」，便已通過了早施憲政的決議，並且成立「憲政期成會」，容納各方面討論「五五憲草」。我到重慶時，重慶滿街上都在開會座談憲政，非常熱鬧。他們邀請我，我一概謝不參加。我知道這是一場空歡喜，國民黨決不會踐言。何況即令當真實行，亦非中國之福呢！我只認定我的路線，作我的團結統一運動。
我分向三方面進行我的運動。所謂三方面就是兩大黨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記得似是10月25日，訪問中共方面，會見了陳紹禹、秦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從我在前方的見聞說起，說到問題的嚴重，說到我的意見主張。當我說話時，博古先生就隨時伏案作筆錄。末後由陳紹禹先生作答，吳、林、董諸老亦各有答語。其詳非現在所能記憶。只記得在我講到問題嚴重時，我就說了一句「軍隊非統一於國家不可」的話，陳先生馬上要回答，我請他莫忙，且容我把話說完。末了我分三步解決問題的話講清楚了，然後說出軍隊警察應該是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執行國策的工具。此時陳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慮的。後來又說，軍隊屬於國家是可以的，只要國民黨實行，我們就照辦。諸老所表示，亦都是對我勉勵的話。談話從晚間開始，至夜深人靜才分手。
在我訪問國民黨方面時，主要是同張群的談話。談話時間亦達兩小時以上，我的三步解決論亦都向他說了。我指摘當時的憲政運動為「文不對題」，他最表贊成。當我強調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屬於國家時，他轉問我：你向共產黨談過沒有？他們如何表示？我說：他們表示國民黨實行，共產黨就照辦。張拍手笑說：他們深知國民黨不會實行，所以不必從他們口裡來拒絕你的提議，而只須說一句「要看國民黨」便盡夠了。老實對你講，國民黨的生命就在它的軍隊，蔣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黃埔系。像我（張自稱）這樣一個地道軍人而從不想抓軍隊，是絕無僅有的。你向誰要軍隊就是要誰的命！誰能把命給你？你真是書獃子！這一席話對我真如同冷水澆背。
我亦曉得要有實力才解決得了問題，但我不相信只有軍隊是實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廣大人民要求，便是實力。我要把同我一樣要求的人結合起來。所以我的運動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黨派和在野文人——為第一對象。經我在成都、重慶兩地奔走聯絡之結果，就醞釀出一個「統一建國同志會」來。我說明：在當前危機下，所有兩大黨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務，就是不許內戰起來妨礙抗戰。然而零零散散誰亦不配說來完成這任務。只有我們大家彼此合攏來，而以廣大社會為後盾；那麼，這個力量卻不小的。所以當時這個會把兩大黨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內了。為了能在國民黨統治下合法存在，先把會內大家通過的十二條綱領送給張群、王世傑請轉蔣，並要求見蔣。原初公推黃炎培先生和我兩人見蔣的，後因黃先生去瀘州，臨時只我一個人去。當時談話，今不須記。總之，結果算是通過了，可以公開存在。王世傑當時曾問我：這是否一政黨？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既成政黨外再添多一個競爭單位。這只是為了求得全國團結，推動兩大黨合作而形成的一個推動力。
這是1939年11月29日的事。轉過年來（1940年），參政會又開會，把憲政期成會所研究出來的「五五憲草修正案」打消，期成會無形結束，那些熱心憲政的朋友才冷下來。然而統一建國同志會亦不起勁。當時前方軍隊火併情形嚴重，何應欽向參政會作過報告。我據以提出「解決黨派問題求得進一步團結建議案」，同志會的參政員即未得全體聯署。國民党參政員對我的提案，初時很震動，聲言不給通過。但蔣介石卻很巧妙，親筆寫了一張字條給我，大意說這是軍紀問題，本不能加以討論的，但你們要討論亦可以。同時囑王世傑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過，希望我不必發言，以免引起爭論。其實我原案很簡單的，只強調問題應在參政會內解決，建議組織一特種委員會負責搜集問題研究方案。案子不聲不響通過，特種委員會亦成立（卻不給我參加），卻不發生一點作用。似只開過一次會，聽取了秦邦憲先生與何應欽交涉的報告而已。
統一建國同志會並未正式成立組織機構，似半為當時重慶遭受敵機轟炸所影響。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勁。秋末轟炸期過後，常用一種聚餐方式座談座談。皖南事變前夕，聚會較多。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嚴重抗議，中共參政員宣言非把問題解決將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的同人出面奔走調解。就在這期間，又醞釀了「民主政團同盟」。
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是這樣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報紙，有新的一屆參政員名單揭曉，名額擴充，反而把原來為數極少的黨外（國民黨外）人士更減少幾個。例如章伯鈞、陶行知、沈鈞儒等幾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們黨內的人。這樣引起我對國民黨一種非常大的悲觀。因參政會本來形同虛設，若多羅致幾個黨外人物，在國民政府至少亦可裝點門面。偏偏連這一點作用都不留，而給大量黨內閑人擠進來吃閑飯，國民黨的沒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難當前，大局靠什麼人來支撐呢？氣悶之餘，出門散步，走到張君勱家。卻巧黃炎培、左舜生兩位亦先後來到。四人聚談，同聲致慨。黃老興奮地站起來說我們不應妄自菲薄，而應當自覺地負起大局責任來才對。在互相敦勉的氣氛中，君勱即提出統一建國同志會不中用，必須另行組織。他主張先要秘密進行組織並布置一切。必須在國民黨所控制不到而又極接近內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論機關來，然後以獨立姿態出現，不必向政府當局取得同意。我們一致贊成他的意見，後來事情就是按照這樣做的。
關於奔走調停之事值得一說的，就是並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態。我們是站在國民立場向兩黨提出要求。要軍隊今後脫離黨派關係而屬於國家，並且要監督執行其事。這是一點。再一點是要檢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戰建國綱領的實行。為了這兩樁事，主張成立一個委員會（包涵各方面的人）來負責。其條文全是由我起草的，並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鈞儒）兩人徵求中共方面的意見。中共方面周（恩來）、董（必武）二公看了條文。表示願電延安請示。假如雙方都同意了，他們就可出席參政會。對於國民黨，則公推張（瀾）、黃（炎培）諸老見蔣，征問意見。蔣的表示竟是滿口應承完全同意。其後此事終於不協，其間頗有曲折，這裡不敘（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諸同人俱已辭謝調停之任，我自己還聲明要一個人單獨奔走到底）。
民盟組織的秘密進行，就夾雜在那些為新四軍事件而奔走的許多聚會之間。但一同奔走的人並不全予聞民盟之事。統一建國同志會雖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當時卻不是把整個同志會轉變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鈞儒）為首的救國會的朋友原在同志會，而此時尚留於盟外。這是因為救國會那時有「中共外圍」之稱，而民盟的產生卻不願被人看做是出於中共所策動。奔走調停始於2月22日，終於3月27日；而此時民盟秘密籌備工作亦大致停當。我即於29日離渝去香港，為民盟創辦言論機關——那就是後來的《光明報》。我離渝前夕，曾密訪周恩來先生接頭，願與他們在香港的人取得聯繫。（註：周答他們駐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是經過桂林停留一時期才到香港的。在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