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和談之卒於無成，我自覺亦負有一份責任，那便是指民國三十五年（1946）10月1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雜誌》張君勱先生文中曾以此責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報紙則又以此說我出賣朋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早曾答應儲安平先生在其「觀察叢書」中寫一本《八年努力無功錄》，把我前後努力於國內團結和平之失敗經過敘出。第以無暇執筆，遲遲未就。現在仍然不空，只能將這末後一幕先記出。
為要說明這末後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敘其以前之事。為要說出我的失敗，先要說出馬歇爾的失敗。因為當初居間最有力之調人，原是代表國際之馬特使，而非國內之所謂第三方面。末後第三方面之居然見重於人，蓋一則國大將要開會，兩方面皆要爭取第三方面；二則美方見惡於中共太深，馬歇爾失去了調人作用，而轉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間的形勢，第三方面真負擔著責任，而後在我乃有此負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說明白才行。
一、馬歇爾之失敗
於是就要說到馬歇爾。按美方之見惡於中共，乃後來之事（美方悍然助國反共亦後來之事）。馬使之來華，原為當時國人所同歡迎，固不須說。特別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馬歇爾、周恩來之間，為了磋商如何停戰，磋商整軍方案，朝夕接觸，彼此感情關係非常好。周之傾服於馬，我直接聽到，馬之傾服於周，我亦間接聽到。馬之在周眼中開始變得不大好，是從其4月中旬第二度來華以後。我之與馬稍有接觸，卻在6月以後；那恰是他們變得不大好之時。在我們的接觸中，發現馬氏對中國和平之要求極其誠摯，頗受其感動。所以我曾向周勸說，不止一次。雖則後來我亦承認美國是帝國主義，而馬使之所為似不能不決定於其國家立場；乃至我承認馬本人亦許犯有嚴重之過錯。但馬與蔣截然兩事。外間都以為馬與蔣合起來壓迫中共者，殊不盡然。蔣最初對馬很聽話，後來則馬深為蔣之所苦。周與馬，或說共方與美方，感情關係愈來愈壞，到「雙十節」前一日達於最高，其間蓋多誤會之處。
馬使極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蔣則一意壓迫中共，過分刁難，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間不一致之事例極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軍打下四平街，收復長春，馬要求停戰，蔣即不聽。6月7日以後國共談判，馬使居其間，曾與周恩來、俞大維都說好，把恢複交通之協議先簽字先實施，借從事實上增進其兩方相互間之信用，俾使第二個問題易得協議。得到了協議，馬上就實施，則第三個問題之協議，必更容易。這是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諒之兩方，漸漸變得相信相諒之一種辦法，甚具苦心。而蔣偏偏不準行，非所有問題都協議了，不準簽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戰期滿，雖未全部協議，亦差不多，馬使亟求籤字，而蔣卒不肯簽字。7月14日蔣飛廬山，實為開打。馬極不願其行，而未能勸止。18日馬一上廬山，京中曾傳馬使上山將接蔣主席還京，見當日《新民晚報》，即此種消息之一點透露。其後凡九上廬山，不為不辛苦。前所說馬深為蔣所苦者，此特其易見之一斑，華盛頓原預備以魏德邁為駐華大使，而馬使則舉薦司徒雷登以易之。蓋因6月間司徒到京與馬談得甚好，與周亦談得頗洽。所以馬特引司徒為助，好幫忙他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卻不料司徒自北平飛南京就職之前一日，蔣已飛去廬山，專打不談，久久不歸。竟使司徒大使一點都無從施展。這又是馬之苦心，為蔣所破壞之一端。像這樣看來，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紀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卻破口大罵美方。——當然馬亦包括在內。我總以為太過。
最使周生氣，而我亦因之對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國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還則罷了，竟於此時把大批軍事剩餘物資出賣（與贈送差不多）給國民黨政府。這是8月底之事。8月間我為李、聞案大部分耽擱在昆明，沒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來看我。向我談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議之「五人會」，同時卻抗議美方不得以剩餘物資賣給政府。他說看情形，可望延緩。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飛上海，在降落機場上遇著齊蘭將軍給他出賣物資來簽字的代表送行，說是已經簽了字。周之到上海，原為不放心此事而來，沒料想已經來遲。當時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氣。其後他不願開司徒提議之「五人會」，與此不無關係。本來此時打得正凶，要緊是停戰；而「五人會」卻只談政治問題，不涉及軍事。共方一向主張無條件停戰，而蔣則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個條件才停戰。所以周問司徒與馬：「五人會」之政治問題談好了，是否五條件即可不提？司徒與馬皆答，怕蔣還是要提。周即說「五人會」明明是無用，不如開「三人會」——三人會是軍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開的。此時共方要開「三人會」，不要開「五人會」；國方則只說開「五人會」，不說開「三人會」。馬帥乃折中兩會同時開。共方同意了，蔣無詞拒絕，卻遲遲不說哪天開。周在上海屢派王炳南致意馬、司，說他等候開會；馬、司亦一再敦促蔣。等到蔣答應開會了，馬、司正準備發通知。通知未發出，而蔣又變卦。這是因9月下旬國軍大舉進攻張家口，周於月杪從上海送緊急備忘錄請馬使轉政府停止進攻。否則即認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責任應由國方負之。10月1日蔣收閱備忘錄大怒，隨於2日發表兩點聲明，一關係國府委員名額問題，一關係駐軍地點問題。必要共方同意解決了，乃可停止進攻。囑馬使速轉給周。馬收到後，立即通電話於蔣，要去見他。蓋其意仍願邀周入京開會，而不願以此轉周，擬原件退回蔣。蔣亦預知其意，特避不見面。2日未得見，3日未得見，4日仍未得見。當然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轉周了。5日蔣、馬才見面。馬要求停攻張家口，蔣不允。6日清晨馬、司二人偕見蔣，再力爭停攻張家口，陳誠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決。據馬本人事後向我說，那是他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費力氣之大爭執。過午乃出蔣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結果。十天內要把那兩點商量好，才可真停戰不打。馬、司出來，趕緊辦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閱，亦大怒起來。即刻復文拒絕，並說馬陰助國方，無意和平。8日馬收閱復文，又驚訝，又氣惱。據當日與馬會見之董必武、王炳南兩位晚間來看我敘說之情形，馬真是氣得不得了，兩手顫抖，頓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尋周見面。
原來周在上海已略聞蔣二日提出之兩點，馬擬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囑王炳南見馬，口頭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兩點，未用書面正式聲明。但周所要之無條件停戰，馬在蔣方，卻根本無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蔣索討十天休戰，已費了大氣力。在馬以為十天內，不難將那兩點談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戰；雖不足滿周之意，究竟亦算尋得一點辦法。然周卻不是如此想。周意：那兩點根本不能談的，你卻限我十天談妥它？豈非助蔣壓逼我？同時，周恰又收得前方戰報，共方在懷來地方大挫進攻張家口之國軍。休戰十日便予國軍一喘息機會，而大不利於共方。他認為十天休戰必蔣之自願，初不知為馬、司力爭而得。所以就理直氣壯地拒絕了。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麼我出力替你討來十天休戰，你還不要？我好意幫你忙，怎麼倒說我幫助他？——彼此互不諒解，各自大怒不止。
誤會尚不止此。8日馬得周覆後，即同司徒有一聯合聲明發表。其中敘說到休戰十天，在十天內要談（to discuss）那兩點。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內，在此處卻是to carry out字樣，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聲明之文字與給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氣。他認為馬對他用較硬性的字，不該向外發表卻換了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顯示周之拒絕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馬使獨自一人秘密飛滬尋周見面。本是來質問周。而一見面，周卻迎頭先質問馬：為何向外聲明用字不同？馬說：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並無不同。周說，你去問問任何通英文的人，誰可以承認這兩個字義之相同？兩人各懷氣憤，大吵不已，情緒極壞。末後馬說：我早對你說過，如果你們不相信我，你可明說，我馬上就回國。今天從你的談話中，我已經證知你們是不相信我了。周聞言，感覺到情形嚴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論你的文件，並不是論你的全部工作。臨分手時，語言上雖歸於緩和，感情上卻傷透了。馬帥當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間鮮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這些呢？因周氏滯滬久不回南京，京滬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輒須三天工夫。不獨耗時費事，且隔閡誤會，大局前途可危。我屢次商請董必武先生促周回來。最後我願自己赴滬勸駕。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極贊成，並願派傅涇波陪我去，派飛機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馬使得周覆氣急顫抖之事告我，我說這都是京滬兩地分隔的不好，我決於明日赴滬迎周。董亦十分贊成。9日一早我訪司徒，約傅同行。他們卻推說午後起程。午後馬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