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一談我在1946年奔走國內和平的事情。如果我們要說明蔣介石如何斷送國民黨，這一段是很重要的；而對新中國來說，這一段經過已不重要了。今天清理我自己大半生的事情，這一段卻也值得說一說。這一段事情經過很曲折，恐怕沒有人再來回顧它。我把它說出，留下來，可供史料參考。
先要說明我的態度。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奔走國共兩黨的團結抗戰，在抗戰勝利後就奔走國共兩黨的進一步合作，實現和平建國的要求。我於1938年1月5日從西安到延安，就開始為此而奔走。從1938年初起至1946年尾（退出和談）止，前後整滿九年。解放戰爭時期，儲安平主編《觀察》雜誌，曾發表過我所寫的好幾篇有關當時和談的文章。儲安平要求我把前後首尾的情節寫成一個完整的東西，我答允下來，且把書名定為《八年努力無功錄》，大概得寫好幾十萬字。不過，我當時正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所以沒有工夫寫它。現在時過境遷，許多事情都已忘記，就更難於寫它了。
現在只把1946年最重要的事情，大略談一下。其他的事情，如把我所寫的零散的文章逗攏起來，也可略得梗概，不一一去敘述了。
我在香港《光明報》上曾發表過的《我努力的是什麼》，把我前半段奔走團結抗日的情形，像在延安與毛主席的談話，為新四軍事件而奔走等等，就都寫進去了。
《我努力的是什麼》這篇文字，在《光明報》上發表的時候，給香港當局檢查，東挖去一段，西挖去一段，不少空白。這使我氣得不得了，曾向香港當局再三交涉，據檢查人說，這是應國民黨的要求而搞的。這樣一來，許多東西就尋查不到了。如新四軍事件爆發後，共產黨曾提出十二條，現在就查不出來。
戰時我為何奔走國內團結
我為什麼在抗戰時期要奔走國內團結呢？這是由於三次刺激引起的。
頭一個刺激是1937年8月17日我出席南京國防參議會，汪精衛代蔣主持，在那次會上我大談動員民眾配合軍事的必要性。我根據我所寫的《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的意思批評了當時國民黨的教育制度。我強調指出：一般國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會改造時期應重在教育成人大眾，而對成人則應在社會之中進行教育。我的話說得遠了一點，我還沒有說完，傅斯年就站起制止我。傅斯年說：現在上海正在激戰，我們要緊的是討論外交與軍事，你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幹什麼。但汪精衛還要我繼續說下去，我才勉強把話講完。後來，沈鈞儒（國防參議員之一）在會上也有一個動員民眾的提案，我贊成他的意思，卻不同意他的方案，因而我就提出我自己的動員民眾的方案。我是一貫注意動員民眾的工作的，中國大多數民眾是在農村，所以中國的動員民眾工作就是農村工作，只有把農村大眾動員起來，才能配合作戰。這個方案寫成後，除在國防參議會上提出外，我還同黃炎培、江問漁和晏陽初去見蔣介石面談。蔣聽了很高興，告訴我們：即以你們四人為中心來作。但我沒有搞成，因為陳立夫（大本營第六部由陳立夫主管民眾動員工作）百般阻撓，根本不讓國民黨外的人作，怕黨外人抓民眾。陳立夫這些人認為動員民眾工作只有他們國民黨人來作，只有他們這一派人來作，旁人是絕對不能插手的。他們防我們，更防共產黨。這是我第一次受到刺激，第一次碰到釘子。我這才覺悟到黨派問題不解決，動員民眾工作是無法進行的，因而要動員民眾，必須先解決黨派問題。
第二個刺激是退到四川後，我想為抗戰儘力，簡直是無事可作。當時兵役問題最嚴重，一面是抗日軍隊沒有好兵，另一面是亂拉壯丁，民間不堪其苦。所以我決定在四川兵役問題上下一番工夫。那時張群是成都行營主任，王纘緒是四川省主席，我跟他們二人談兵役問題亟應設法解決，又跟張表方先生也談過這一問題。他們三位都很贊成我的意思，於是就一同往成都，商定組織四川全省總動員委員會，由各方面配合來作，我不直接負責，只在裡邊幫忙。哪裡曉得，在第一次會上就碰了一個大釘子。張雲伏（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黃埔系藍衣社的人，資格地位並不高）就在會上公然說：黨外人不能插手動員工作，你們不要作。那個傲慢驕橫態度，簡直不可一世。我無意與他爭，爭也爭不了，只好放手不作。
我在後方既無可為力，所以才到游擊區走一趟（事在1939年）。
第三個刺激是到了山東、河北等游擊區，接觸到許多事實及同沈鴻烈見面談話（沈負山東省主席名義），我才知道國共兩黨在游擊區的關係逐漸惡化，開始互相火併。我看到形勢嚴重，覺得國內不團結就無法外御強敵，所以才離開游擊區，又回到大後方四川，想促進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以利抗戰。我回到成都，曾見蔣介石，還見到黃炎培、李璜和晏陽初等人，我把游擊區的情形談給他們聽。我對黃、李諸公說：國共兩黨關係惡化，影響抗敵前途甚大；兩黨之外，大家如果零零散散，就沒有力量說話，沒有力量進行調節團結。只有各小黨派先團結起來構成一個力量，才能牽制國共兩黨，不許他們打內戰，而要團結合作，一致抗敵。他們幾個人一致贊成我的倡議，就共同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這是在成都談好發起，在重慶才組織成功的。（此會即民盟的前身。）
我前後受了這三個刺激，我越受刺激，就越要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努力促成團結抗敵的局面。
勝利後又為國內和平奔走
現在再講在抗戰勝利後我奔走國內和平的情形。
我最初以為勝利後，抗敵的事情完了，對外問題即告一結束，而國內呢？勝利之後不久，毛主席就到重慶，國共兩黨談合作，談和平建設。我那時還住在廣西賀縣八步，不了解真情實況，滿以為政治上可不需要我，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了，乃竟不然。
我從來都是抓住我認為最要緊的事來作，抓住從大局上看在此時此地最要緊的事來作，抓住別人沒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來作。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來作。1945年8月在八步聽見抗戰勝利的消息，其後又聽見兩巨頭會晤的消息，我就認為大局有了眉目，決定不參加現實政治了。我在廣西住了好幾年，始終配合李任潮、李任仁幾位搞現實政治活動，搞反蔣抗日活動，希望改造國內政局，加強抗戰工作。勝利後，這件事似可告一段落。當我要離開八步的時候，我就寫信給兩位李先生，向他們告別，說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現實政治的活動了。這樣，我就從八步經梧州而到廣州，在廣州才知道國事不容樂觀。我於1945年11月到重慶，正趕上國民黨接收東北遇到困難的時候。蔣介石派熊式輝和張嘉璈前往東北辦理接收，但國民黨軍隊不論從旅大或從營口總是不能登陸，原因是蘇聯人認為國民黨反蘇，不甘心把東北交給國民黨。11月15日蔣介石命令熊式輝、張嘉璈從東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輝奉命走了，蘇聯覺得不好意思，不好對國際上作交代，所以把張嘉璈留下，才協議國民黨由美方空運軍隊接收東北。當時，東北問題很複雜，很嚴重。東北這地方，國際上都很重視。蘇聯收拾了日本關東軍，趕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視東北的。美國也重視東北，幫助蔣介石進行調停。所以當時的東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為西班牙第二，爆發有國際背景的內戰的可能。我不能坐視不理，無法抽身而退，所以又捲入現實政治里。當時，民盟積極地搞起來，大家不讓我走。大家說：如果爆發了內戰，你還能搞什麼文化研究工作？這樣，我就參加了舊政協。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看待；其實，我跟他們是不同的。章、羅他們在政治上有慾望，而我沒有。我在政治上一進一退之間，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 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掌握國權，管理國家，以取代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行憲政。">
關於舊政協，談起來就很複雜。從停戰會議到政治協商，停戰在前，協商在後。戰是怎樣打起來的？是日本投降國共兩黨爭著「受降」。國內許多地方已由共產黨給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國民黨卻不予承認。國共兩方爭著受降接收，就在各處打起來了。後來由美國出面調停，國共雙方都表示願意停戰，就由馬歇爾代表美國居間，組成停戰會議。在停戰會議上，許多條件難得協議，戰不能停，政治上也就無從協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戰協定在早晨簽字，上午十點鐘方開成了政治協商會議。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停戰會議取得協議後才有的。現在為便於說明起見，把停戰會議和政治協商會議的關係列一表如下：
先講停戰會議。停戰會議產生了設在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共方葉劍英、國方鄭介民和美方代表饒伯森（後譯羅伯遜）組成，按照停戰協定的條款遇有爭端進行調處。執行部之下又設執行小組，也由三方面組成，奔走各地，具體執行停戰協定，保證實現停戰。至於長春分部是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