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4日我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髮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十分惡劣。國共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抗日戰爭初期的那種全國團結抗日的氣氛已經蕩然無存。國民黨的控制、鎮壓也日益嚴重，人民的民主權利已名存實亡。國民黨的「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為國民黨提出的第二屆參政員人選中極力排斥黨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記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這次被取消了參政員資格，而塞進了更多的吃閑飯的國民黨員。1941年1月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內形勢更加急劇惡化。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在為力爭團結抗日的局面不公開破裂，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同時，加快了民盟組織的建設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儘快在促進國內團結中發揮作用。民盟的政治綱領、組織章則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選等都是這時商討確定的。而創辦民盟的報紙也是這時商定的。記得有一天我們相會於張君勱的住處（張當時借住於其胞弟國民黨交通部長張嘉璈家中）。張君勱首先說，只有不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講我們要講的話。大家對此當然都有同感，遂決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論機關，並推我負責。
一、離重慶去桂林
為籌備民盟的報紙，我在1941年3月底離開重慶。就在我動身之前不久，鄒韜奮不堪國民黨特務的長期監視，巧妙地甩掉特務的盯梢，逃離重慶。在這種情況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機票，只得乘長途汽車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車途經第一站是距重慶九十公里的綦江。車剛剛停穩，旅客正準備下車略事休息，有個人打開車門上車問道：「梁漱溟參政員在車上嗎？」我答：「我就是。」來人就說：「請下車，到我們那裡喝喝茶。」我便回答說：「時間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卻一再堅持「請」我去「喝茶」，這我才明白過來。為了他們稽查站向重慶上級特務機關請示，於是全車被扣在綦江過夜。當我提著小皮箱在汽車站附近尋找投宿的旅館時，看見牆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為「張軫」，職銜是「警備司令部分區司令、補充訓練處處長」。張軫是河南人，過去經河南友人介紹見過面，也算相識了。在一個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這個訓練處，見到了張軫。我一見張就問：「稽查站你指揮得了嗎？」張答：「指揮不了。」當夜我就留宿在他的辦公室。晚間閑談，談起徵兵，因為所謂「補充處」就管的是此事。張說：「慘得很！壯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槍斃。為了防止逃跑，睡覺時將拉來壯丁的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張說著竟為之落淚。我問他為什麼不向上反映。張說：「當然我向何應欽說過。他聽後擺擺手，或搖搖頭，不了了之。」
次日汽車被放行，我終於經貴陽到了桂林。當時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是早相識的朋友。廣西大學那時在桂林郊外約六十里的良豐，那裡景色宜人，像個大花園，我就住在那裡，並應雷的邀請講學約兩個月，講的內容就是後來我撰寫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後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個時期後我還要離開，可我買不到機票。我找當時任國民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的李任潮（李濟深），由李的秘書（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電話向航空公司擔保為我購機票，公司說要向重慶有關方面請示，在拖延了一陣以後，終於弄得一張去香港的機票。
二、隻身飛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隻身一人飛往香港，開始了籌辦民盟報紙的工作。到香港時有李沛文（李濟深先生長子，解放後曾任華南農業學院院長）自己駕車到機場來接，我即先暫住於李家。後來又遷往許地山先生（作家，筆名落華生，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許家期間，一夜許先生竟死於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覓棲身之處。經過三四次轉移之後，報社終於租得一座樓房中的一層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處。為了減少開支，報社用房力求節省。記得我的住房也僅能放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摺疊床。
三、為籌辦事與盟內外人士洽商
在重慶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辦報時，本曾商定張君勱、羅隆基二位隨後也將來港協助，但他們始終未能來。黃炎培（當時任抗戰公債籌募委員會秘書長）原說去南洋募捐後途經香港時與我相會，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離港飛回重慶。於是有關籌辦報紙的事宜，我只得會同當時在港已參加民盟的各黨派人士商討辦理，如曾慕韓（即曾琦，青年黨）、徐夢岩（國社黨）、伍憲子（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即今日之農工民主黨）、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籌辦過程中，還與當時在港的許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夢醒、廖承志、柳亞子、陳翰笙、彭澤民等接觸，他們自然都對民盟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來告訴我與他聯繫的，因為在離重慶之前，我到曾家岩將去港辦報的事告訴他，並向他問得中共駐港代表。在臨創刊之時，有人又勸我出面宴請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記得被邀請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華等人。
四、籌組辦報班子確定報名
我去香港沒有帶一個人，辦報的班子是到香港後才籌組的。8月接重慶的民盟同人的信，決定由我任報社社長，經理則由我推薦薩空了擔任。其餘編輯人員等，多靠金仲華等人介紹。記得新聞版負責人是筆名羊棗的（聽說後來他在福州被國民黨殺害）。總編輯是俞頌華，他原在上海《申報》工作過，是個老報人。經過大約三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41年9月18日這一天，民盟自己的報紙《光明報》終於和讀者見面了。報紙取名的事，這裡可以附帶說一說。一天碰見范長江，他與我提起當時張君勱的國家社會黨（後改名民社黨）在香港出版的報紙，范說報販叫賣時多喊出許多報名，而《國家社會報》往往被略去，就是因為這個名字不易上口，叫出來也不響亮。後來我們二人共同議論的結果，就取名《光明報》。
五、為報社經費不足奔走
民盟要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經濟上困難不小。在籌備之初，只有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每人各拿出國幣一萬元，我除了參政員的津貼外無積蓄，只出了六千元。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不值錢，大約是四元才換一張港紙（港元）。後來反蔣的四川劉文輝和雲南的龍雲（通過繆雲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贊助了幾萬元。但開辦之初，要用錢的地方很多：註冊要交押金，請律師也要錢，還要付紙張印刷等費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緊張得很。當時范長江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報紙《華商報》，見到我就問：「怎麼還不出版呀？」我回答說：「你還看不出來！」不久，他來找我說：「有『南洋某僑領』願資助你們辦報，只要你寫個收據就行了。」我說：「寫收據還不容易。」隨後他送來四千港元。
待《光明報》創刊之後，經費仍感拮据，遂決定由我親自去新加坡一帶向華僑募款。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帶炎熱氣候下需穿著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見了國社黨的徐傅霖。徐見我也搭船，首先開口問我：你去南洋幹什麼？待我說明此行目的以後，徐就表示：民盟由許多政治黨派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國社黨，如果民盟去募捐，國社黨就無法再募。我們二人同去，捐款者將只給你，而不會給我；你去了，我將空手而歸。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態度之強硬，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國初年的老國會議員，年齡又比我大許多（當時我四十八歲，他已六七十歲了），我只好讓他。一個錢沒有募到手，還報廢了花上百元港幣買得的一張頭等艙船票。不料事過不幾天，日本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新加坡很快淪入日軍之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會滯留在東南亞一帶，難於回歸祖國大陸了。
報社經濟既如此困難，可是青年黨的曾慕韓（琦）還要往報社裡安插閑人，實在令人氣憤。本來報社已任命薩空了為經理，薩很有才幹，社內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軌道，而曾慕韓忽然又「推薦」青年黨的陸光榮當副經理。因為薩已完全勝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經理李炳海，無需再添人，何況添人又要多一筆開支，理所當然地我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於是曾陸二人邀我去茶樓談判，再三要挾。最後曾竟說：「你如此堅持己見，拒不接受，我們便不再是盟友，我將以敵人來對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竟如此兇惡無理，實在可嘆！
六、國民黨的阻撓破壞
民盟在香港辦報，國民黨當然不高興，一定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早在報紙籌辦中，國民黨就派了他們立法院副院長劉維熾由重慶趕到香港，與港當局接頭，企圖阻止我們創辦這個報紙。可惜他晚了一步，因為待他趕到時，註冊手續我們已辦理完畢，應交的押金四千元港幣也已交清，並請好了法律顧問，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報刊，不能任意取締了。可是由於劉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