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戰八年間（1937～1945），作者所奔走從事者莫非一個國內團結問題，而訪問延安正是他為此問題而努力的第一個重要活動。此時（1938年1月）抗戰爆發不過半年，國內團結空氣甚濃，國共合作形勢尚好，但作者有見於「如何為更一步的團結」乃「爭取抗戰勝利的核心問題」，於是以個人身份，遠赴延安；文中所說去那裡要做的兩件事，無論是「對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或是「有意見要交換」，莫不著眼於謀求國內更一步的團結。
——編者
1937年11月16日政府開始西遷，當晚有船先送參議員赴漢口。我因顧念山東事情，仍先回山東。又應李宗仁司令長官之邀到徐州。遲至12月9日，乃到武漢。曾卧病旬日。病癒，即於新年（1938年）1月1日飛西安。
本來退出南京時，各參議同人有奉命視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韓先生奉命視察雲南之類），我自請視察陝西及河南。所以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實是延安。先經與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好，又經與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備車，遂於1月5日往延安。關於這一段訪問經過，我擇要分述於次：
訪問延安的動機
我去延安是有兩件事要做：
一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
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
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我是要求社會改造的人，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我認定北伐後，老社會已崩潰，只須理清頭緒來建設新社會，沒有再事暴動破壞的必要。這裡有兩句話：
從進步達到平等；
以建設完成革命。
這是我的信念。不斷地暴動與破壞，將只有妨礙建設，梗阻進步，延遲革命之完成，實在要不得。所以自從共產黨放棄對內鬥爭，國民黨堅苦淬礪領導國人，共同抗戰以來，當然是民族命運一大轉機。我們欣喜之餘，不能不考慮兩個問題：
一、多年對內鬥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鬥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此轉變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敵愾而得見國家統一，誠足欣幸；然為鞏固此統一，似非國人有進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對於暴動破壞痛惜於衷者愈久，則對於第一個問題想求得解答愈切。於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從事鄉村建設多年的我，無時不夢想國家統一，以便整個規划進行，覺得眼前抗敵的統一總不滿足。對於第二個問題就懷抱一些具體意見，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說，我訪問延安的兩件事：其一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二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
延安所見
我於廿七年（1938）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於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個星期。隨行者有黎君、鄒君兩位。車是軍用大卡車，無篷。路是軍用公路，一切寬度，坡度，轉彎角度，均不合於公路規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樑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時當嚴冬，奇冷難支，舉目所見，荒涼凄慘。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窮苦，一望而知，可不待問。而愈問愈驚，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謂陝甘寧邊區者，聞其代主席張國燾（主席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個縣又半。人口是九十餘萬，而實只五十餘萬（張言如此）。即平均一縣兩萬多人，豈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許多遊記筆記，於那裡生活情況，各有記述，亦不必詳及。我只證言約近四年前的延安確是苦（後來亦許不同）。
然而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無悠閑雅靜之意。軍隊皆開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隊。所見那些制服的人，多數為學生。
學校似有六處，所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主義學校（簡稱黨校）、魯迅師範、摩托學校（機械學校），如是等等。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自然其中魯莽滅裂、膚淺可笑者亦正不少。這是大膽創造時，所不能免，不足深怪。並且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因為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從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學興趣轉勝，一般身體並不見差，不是成功嗎？
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一種的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彷彿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腦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黨部及司法機關，皆曾參觀。邊區政府亦分民、財、教、建四廳。縣政府則有兩個：一個是邊區所屬的；一個是自省政府來的。法院院長為廣西雷君，據談他們的法律大半遵照國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還有一種露天開會的審判，最為特別（偶一行之）。監獄內亦有可記之處，惜記憶不清。
共黨人物多半會見。唯軍事領袖朱、彭、劉、賀、林諸位不在延安，未見到。又惜未多住些時，謀與鄉民接近，借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關於邊區的民主政制，從條文及傳說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鄉長，都是選舉出來的。並且各級都有議會。手邊無材料可資敘述，暫亦不願隨便批評。雖然是一個要緊問題，卻從略了。
中共轉變問題
我們參觀地方黨部的時候，由郭君洪濤接談。談到民眾運動，指出農民會從前是不許地主、不許富農參加的，現在都許可參加。延安城內從前只有市民會，沒有商會，現在亦照外面一樣有商會組織。總體來說，民眾團體以前是階級性的組織，現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運動亦改變以救國為號召，一致對外，不再向於內部作階級鬥爭。——這是一種轉變。
我們參觀地方政府的時候，由代主席張國燾接談。他談邊區的民主政制甚詳。指出現行政制與從前蘇維埃不同之點，例如從前沒有選舉權的人現在都有選舉權、被選舉之權。同時談到土地革命之放棄，地主多已回來了。不過土地已經分配，不許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處補還給他。
關於土地問題，張國燾、毛澤東都表示今後的方針政策尚有待研究，並希望各黨派共同研究。——這自是一種重要轉變。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論大事小事，似乎都與從前蘇維埃時代不同。參觀曾有筆記，今不在手邊。記得教育廳正在改編各種教材（小學用的，民眾用的），亦拿出來給我們看。建設廳指導辦理合作社，因大環境改變（從前被封鎖現在開放），政策改變，亦變更甚多。
從事情上所見，大致如上，從理論上，則對於中國前途，似抱一種三段的看法。他們都說：要在抗戰中爭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當實現民主（第一段）；從實現民主，逐步前進中，就可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第二段）；從社會主義進一步到共產，亦許是我們子孫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兩種責任或兩大任務的說法：一種是現時實際任務，就是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一種是將來遠大理想，就是完成共產主義。
這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不可與其他黨派合作的，他們將求著與大家合作；他們將爭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著暴動和破壞。
我又曾提出幾個問題，問他們。譬如我問：你們都說團結禦侮，是否不禦侮即不團結呢？明白地說，對內鬥爭是一時放棄呢，抑永久放棄？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張聞天君答覆我，他們原來與國民黨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鬥非其所願，今得重合，將長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戰，共同建國。
我又問：過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鬥爭之客觀因素是什麼？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經轉變不存在？請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觀因素，則從前錯誤，□□□□□□□□□？□□□□□□□□□□，□□□□□□□□□□□□□□？ 這一追問，倉促之間張君未能給我好的答覆。
我又問：照一般之例，為完成革命，革命黨當必須自操政權施行其有方針有計畫的建設才行；那麼，今後中國共產黨是否必要取得政權呢？假如說，不一定自操政權，然則將如何去完成共產革命，願聞其詳！張君對此的答覆，大意是說他們將幫助國民黨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權。如何完成共產革命，似未說清楚。
敘起來太長，我作個結論罷。大致所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