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登陸前幾日，我正在上海訪問蔣百里先生。我與他長談多次，內容是有關抗日大局問題。蔣先生認為，論打仗，目前中國難以取勝，但只要絕不與他妥協，最後中國終歸會勝利。他還指出，山東戰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處做鄉村工作多年，又為自衛在推行訓練壯丁的計畫，工作有基礎，因此勸我速回山東，做應付戰事的準備。經他熱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於11日乘車離滬。車開行前，雷國能（四川人，順天中學同班同學，留美習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與我相見。我與蔡原不相識，只是此次到滬經雷介紹，說他願意認識我，卻無時間會晤。不期他們來到車站，就在站台上立談了二三十分鐘，蔡低聲耳語，告我以敵我雙方緊張形勢，但說尚不一定馬上開火。我心中忐忑而興奮，上車就寢後，久久不能入寐。
夜車開行不久，旅客們正在熟睡時，忽然鈴聲大作，通知所有旅客即刻下車，此時火車已停在無錫車站。站上人馬聲喧鬧不已，燈光照耀，站台上滿是軍隊和武器。據說是徵用此列車，火速運送孫元良師去上海。於是乘客紛紛下車，我也同英國友人戴樂仁先生（Tayler，在我國搞工合運動），互相幫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這時自然傳說甚多，眾說紛紜，而我心裡則認為上海已經開火了。
當天幸好搭上其他西去列車，繼續起行。但因我已認定上海戰火已起之故，列車過南京即未按原計畫下車，而徑返山東，準備自己崗位內的事。8月12日車經山東兗州，轉車到達濟寧。當我正步入濟寧專員公署（當時鄉建工作同人梁仲華任專員）時，由裡面走出一工作人員，手持張群發來的電報向我說，政府電促我去南京，而不知我在何處，他們正準備轉電上海找我。我未休息，又乘原車折回兗州，等候南下火車去南京。14日清晨抵南京，會晤張群、熊天翼（式輝）諸位，一方面得知了「八一三」上海開火情形，一方面被告知國民黨政府將成立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並給我聘函一件，聘我為「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參議員」。函件以「密啟者」開頭，最後為蔣介石、汪精衛署名。
「七七」事變發生之後，蔣介石原對全面抗戰持觀望態度，但事態不斷發展，中日全面開戰的形勢已逐漸形成，而國內團結一致抗日的氣氛急劇高漲，各地方的武裝如川軍、滇軍、桂系部隊等，紛紛表示願意服從調遣，開赴前線，對日作戰。在此種形勢下，成立了「國防最高會議」。蔣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國軍事力量在戰場上抗擊日軍外，還需要依靠全國廣大社會各方面和各黨派人士的支持，於是又設立了「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從名稱上看二者有聯繫，實際上兩個組織並不存在隸屬關係，議事內容自然也各異。前者討論軍事問題，後者著重討論動員各方力量以及爭取國際上的支援和同情等問題。
記得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是在8月17日，即上海戰事爆發後第四天夜間舉行的，地點在中山陵園內一座木結構的臨時建築物中。這為的是避免日機轟炸和不引人注目（8月15日日軍飛機首次空襲南京）。這次會議到會的有教育界的張伯苓、胡適之、傅斯年，共產黨的周恩來，青年黨的李璜，軍事家蔣百里等，我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當時在上海的黃炎培和剛從蘇州監獄釋放出來的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等尚未趕到，因為聘書15日才送出。
被邀請參加會議的人數，雖然後來有所增加，也不過二十五六人，但幾乎全是在野的，國民黨外的和國民黨的老輩人物素不當政的，如馬君武、徐謙諸先生。當時國共合作，因此邀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只是他始終未到會，由周恩來代表他。
參議會總人數本不多，又有缺席的，經常開會時最多也不過二十人，可以算是一個小型會議。例如蔣百里、胡適之在會議開始不久，即奉命出國，毛澤東留延安始終未來，周恩來後來也很少到會，沈鈞儒、黃炎培常往來上海，晏陽初和我也是往來不定，張耀曾（有書面建議）、顏惠慶兩位更是從未到南京出席會議。但正因為人少，開會時談話親切、從容、不拘形式。也因為人少，召開會議較易，最多時一周開四次會。
參議會在組織及職權上，也簡單之極，根本沒有什麼文字規定，連全體參議員名單也沒有見過。開會時，交換意見每每就是口說，用不著書面。我記得第一天會議上，張伯苓先生曾問及參議員的選任標準是什麼。胡適之先生曾問及參議會怎樣去實行參議。當時參議會主席是蔣介石，他很少到會；汪精衛是代主席，經常主持會議的是汪。汪精衛答覆說，參議員人選重在在野黨派、社會賢達和具有專長的人。總之，政府為了抗戰，認為必須借重的，就可以選任。對於所謂參議，汪說了三點：——一是政府認為時局無比嚴重，特請大家來共商國事，亟願聆取各方意見。——這就是說看大家有什麼建議。二是政府為應付時局或將有些計畫方案之類，要交到會上請大家共同參酌。三是政府隨時以國際情勢、前方戰況以及應付對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關於向政府的建議，軍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見比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調整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認為國民黨政府五院各部會太龐大，又加戰時新機關層出，疊床架屋，不合戰時需要。二要發動群眾。三要成立民議機關，認為參議會不夠。四要肅清貪污。直到我軍退出上海，國民黨政府將要西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沈鈞儒、羅文干、馬君武、李璜、楊賡陶和我九人，還聯名提出以上幾點。另外，如推薦胡適之出任駐美大使，建議蔣百里去德國，孫科去蘇聯，以爭取國際援助等意見，也是在這個會議上提出並被採納實行的。
關於政府向大家通報情況，當時也確曾將一些軍事、外交等情報告訴大家，使大家於大局情勢有所了解。例如當時很多人殷切希望蘇聯幫忙，而且甚相信它會幫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國出兵（當時曾請蘇聯駐中國大使回國一行，似聞此人回國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見蘇聯積極幫忙之時，大家以為國民黨政府爭取蘇聯的幫助不夠，對此，主持會議者作出了解釋。
如上所述，參議會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總不滿意這一機構，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機構。當時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機構的方案，據說有七件之多。會議代主席汪精衛向出席者說，國民黨內對這一問題頗感躊躇。他說了三點困難：一是確定人數有困難。人數少了不像民意機構（參議會的參加者就自覺人數少，不足代表人民，沒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幾百人的會議，實在不切合眼前戰時緊急狀態的需要，而且沒有較安全又足夠大的地方開會（在第一次會議後，會議即在鐵道部地下室舉行。當時大本營也在地下室辦公）。二是代表產生有困難。他說正式民意機構總要用選舉方法產生出來。但要辦選舉卻是一件大事。戶口不清，選民人數難計算，地廣人多，交通不便，現今又戰事緊急，安得從容舉辦選舉。而況從來的選舉，包括國民大會的選舉，都從來辦不好，人人皆不滿意，現在倉促中更怕辦不好。或者因戰爭的影響，根本辦不成。最後他說，確定這一民意機構的職權有困難。因為自從「七七」盧溝橋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內曾有決議說：今後要多數人工作，少數人討論，一個人決定。——這一個人當然是說蔣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機構，必應有最後決定權；沒有決定之權，不成其為一民意機構，但這樣便與上面的原則衝突了，所以很困難。
以上是在南京的話。後來南京失守前，參議會也隨政府遷往武漢。
最後，說說我個人在參議會中的活動。參議會在南京時，我常常跑回山東照顧自己的工作。參議會在武漢時，我又訪問了一次延安，隨後又去徐州住了約一個月。所以黃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課。——每次開會我們坐下聽會議代主席介紹各種消息情報，黃、沈諸老均筆記甚勤，如像上課一樣，因以缺席為缺課。
我在會議中所儘力的，總是我的老主張發動民眾。第一天（8月17日）會上，我就拿出來說。我要求建立個擔負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以應付大戰。大意就是8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公報》中發表的《怎樣應付當前大戰》一文中所說的。那些話說起來未免長些，內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來阻止，不要我說下去，他以那時上海的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商量外交，你怎麼說這個呢？當時會議席上參議諸公，看神氣能理會我的意見的人很少。大約他們都覺得我「文不對題」罷！
8月19日 ，我又陪同蔣百里先生到山東，視察防務，離南京缺席很久。10月初，沈鈞儒先生在會上提一建議案，大致主張利用失學、失業知識分子（和留日學生回國的，華北各大學學生及其他），組織鄉村工作團下鄉工作。原案經國防最高會議採納，交下參議會再擬具體方案。於是促動我，為再度之獻議。
那個具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