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從曾祖父、祖父、父親，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沒有在鄉村生活過。我是怎樣去搞鄉村建設的呢？怎麼起了這麼個念頭呢？這要從我的中學時代說起。
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很關心國事。那時候，中國很落後，經常遭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侮。我認為，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國的政治必須改造，救國也必須從政治入手。根據當時的知識，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國式的憲政。英國憲政一開始不是靠廣大人民，是靠中產階級，靠有錢的人，後來範圍逐漸擴大，工人和勞動人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廣大的人民有權與聞政治。因此我認為英國式的憲政是最理想的政治。這種認識現在看來，當然是很粗淺的想法，但是在當時，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認識，可以說是要求改造中國政治者的共同認識。舉例來說，清末中國許多人要求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民國二年開國會，國會分參議院和眾議院；袁世凱稱帝後，全國要求憲政，這些都是學習英國。還有，中國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時，國民黨的黨章，也是參照英國式憲政政黨的。
當時，我還有一種認識，或叫覺悟，就是認為英國憲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國人民爭取來的。英國公民的公民權、參政權、對國事的參與過問權，都是英國人自己要求和爭取來的。自己不要求、不爭取，是不能實現的。在民眾沒有要求的情況下，靠賞賜是不行的，一紙公文，沒有用。當時，中國的民國憲法中也規定了公民的一些權利，但不過是白紙黑字，廣大民眾不懂這個事。選舉時，讓他們走幾十里地去投票，他們不去，沒有時間，把選舉權送給他們，他們還不要。我看到這一點，感到要改造中國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村的自治，一鄉一村的地方自治。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具體的做法，我設想是把農民首先組織起來搞合作社，由低級到高級，由小範圍到大範圍；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把它運用到生產和生活中去，進行農業的改革和改良，進行農村的各種建設事業，搞工業化的農業。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為因果的關係，生產技術改革了，生產就會發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對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要求也就更強烈了。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組織生產團體也是互為因果的兩面，互相影響，互相促進。運用新式的科學技術，個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團體組織的力量。有一個團體組織，才能引進一份科學技術；有一份科學技術，才能促進一個團體組織。團體組織越大，能夠引進和運用的科學技術就越先進、越多。這樣團體組織也會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經濟上的合作組織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團體是相因而至的。隨著經濟上合作組織的建立，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的改善，他們參與過問國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強了。這樣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團體也就會搞起來。總之，鄉村工作搞好了，憲政的基礎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
我就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去搞鄉村工作，以這樣一個主觀願望為指導離開城市到鄉下去的。這是我二十歲到三十歲時候的事。
搞鄉村工作的理想、志願確定後，我總想找一個地方試試看。首先我選擇了廣東。我生長在北京，工作以後，又在北京大學教書，怎麼選擇廣東實踐我的理想呢？因為我看廣東有一個方便條件，就是我的明友、孫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濟深在廣東掌握政權。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從北京去了廣東。
我在廣東時，沒有用鄉村建設這個詞兒，用的是鄉治，這是從中國古書上借用的一個名詞。我想在廣東收一批學生，辦鄉治講習所，把我的鄉治主張和辦法講給他們聽。後來，辦鄉治講習所的設想沒有實現，在一個叫「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的機關，我以《鄉治十講》為題，作了十次講演，講了鄉治的意義和辦法。
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是幹什麼的呢？廣東這個地方，地方紳士很有力量，他們建立了武裝力量，叫民團。名曰保護地方，防止土匪，實為保護自己。廣州與香港相近，商業發達，商界的勢力很強，也組織有武裝力量，叫商團。1924年，國共合作，廣東的革命空氣很濃厚。共產黨在農村搞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建立農民的革命的武裝，叫農團。李濟深領導搞「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就是想要訓練一批人，畢業後到各縣地方當武裝訓練員，把民團、商團、農團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裝力量的衝突。我講課時，聽講的訓練員有千數人。
可是，不久政局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國有不少的軍事政治巨頭，蔣介石是一個巨頭，李濟深是一個巨頭，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也都是巨頭。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頭兒，佔據中央的領導地位，成了中國的第一個巨頭，其餘的都成了地方巨頭，要聽蔣介石的。蔣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來是可以團結住這些人的。但是，蔣介石不是這樣，他排除異己，要把這些巨頭一一剷除掉。這樣就先後爆發了蔣介石同桂系、同晉系閻錫山和西北軍系馮玉祥等的戰爭。蔣介石要除掉李濟深的勢力，把李濟深軟禁在南京城外的湯山，共囚禁了兩年。李濟深倒了，我的鄉村建設計畫在廣東搞不成了。於是，我離開了廣東。這是我搞鄉村工作的第一階段。
1929年正月，我離開廣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農村情況，寫了一篇論文《北游所見紀略》，後來發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這時，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與我共鳴，也在搞鄉村工作，但不叫鄉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創辦村治學院。《村治月刊》是王鴻一先生創辦的。王鴻一，山東人，曾任山東省議會副議長，很有名望。他與閻錫山、馮玉祥等都是朋友，給他們提建議，是他們的座上客，但是他不當官，不做他們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錢主要是由閻錫山捐助的。那時，閻錫山在山西省搞村政運動，省政府設有村政處。村政處的任務有兩個：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煙；二是禁婦女纏足。1929年我從廣東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蘇崑山、河北定縣和山西考察當地農村工作。
河南村治學院是王鴻一先生向當時佔據河南的馮玉祥建議，得到馮玉祥的贊助搞起來的，創辦人大部分是河南人，經濟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學院的院長是彭禹廷，副院長是梁耀祖（字仲華）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為什麼一批河南人倡導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處中原，自古以來是主要戰場，戰爭給河南造成嚴重的破壞，人民經受了很大的痛苦。戰爭中，敗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為匪，更多的變賣槍支，所以河南土匪多，鄉間散失的槍支多，社會秩序很不安定。為了自衛農村建立了一種武裝組織，叫紅槍會。它是憑藉宗教迷信把人團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紅槍會的領袖大都是當地有錢有勢的人。這些人掌握了紅槍會後更有勢力。紅槍會被有錢有勢的人利用，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摩擦。建立紅槍會本來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開明人士、知識分子就想改變這種局面，教育農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於這種動機，他們辦村治學院。
由於我搞的鄉治，與他們搞的村治差不多，他們歡迎我參加，請我接辦《村治月刊》，擔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主持學院的具體工作。我很高興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當時，河南村治學院正在籌建，我便把籌建工作抓起來。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闡明了河南村治學院的宗旨。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還起草了村治學院的章程等。1929年底，河南村治學院招收了第一批學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時候，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河南是主戰場。戰火紛飛，村治學院難以繼續辦下去，學生學習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結業，1930年10月學院也就結束了。這是我搞鄉村工作的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是在山東，在這裡搞的時間最長。從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軍侵佔山東以後結束。
我們在河南辦村治學院時，河南的當權者是馮玉祥。他的部下韓復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省主席只是一個名義，因為事事都要聽馮玉祥的，省政府的事馮玉祥又派薛篤弼主持。韓復榘雖然不掌省政府的實權，但他也關心村治學院的事，並同我們相熟悉。
中原大戰前，馮玉祥有二十多萬軍隊，佔據著山東、河南以及整個西北地區。馮玉祥在蔣介石的壓迫下，放棄了山東、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隊撤入陝西潼關以後，馮玉祥在陝西省華陰縣召開軍事會議，韓復榘在會上反對他的西撤計畫，馮很生氣，怒斥韓復榘並打了他一個耳光。這時，韓復榘在政治上已經是省主席，在軍事上是幾萬人的總指揮，馮玉祥對他的態度，使他很受不了。韓復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