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此《李濟深先生略歷》（刊《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七輯）之筆錄稿，頗覺其間有待補充和糾正之處不少，特寫出此文用備考證。
首先應將我與任潮先生相識交往的經過一為敘明，此大約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階段；二、在廣州的階段；三、我離粵北歸之後。
一、在北京的階段民國九年即公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觀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庫夾道馮竹賢家聚合一些朋友談學，任潮先生為其中最勤懇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聽，就在那裡開始與任公相識。
彼時任公似是任職於陸軍部軍學司，家住在東四牌樓錢糧衚衕，而我任北京大學講席，位居崇文門外纓子衚衕，他曾到我家來過，穿長衫便衣，而非軍服。
二、在廣州的階段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粵，就開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後此他一生業績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粵，則有兩點前提事實在：（一）當時北京政府各官署學校，除交通等部門自有收入者外，均發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發有很少的幾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當時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函電交馳邀請伍先生返粵擔任參謀長，但伍先生則絕意仕宦而志在服務其鄉里。於是，轉薦了李任公。——以上情節因彼時我與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舊曆五月偕同王平叔、黃艮庸到廣州，而在1929年舊曆正月離去廣州的。初到粵時，我居住新造細墟黃艮庸家之時為多，任公未徵求我同意遽然電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為廣東省政府委員，我未就職。1928年春在兩廣政治分會下設立建設委員會，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為要成立鄉治講習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離粵後不久，任公突被蔣介石拘留於南京湯山，我便不回廣州而留於北方了。
三、我離粵北歸之後即留於北方致力鄉村運動，先在河南，後在山東，每因奔走四方仍與任公不斷有相遇晤面機會。例如，他在南京任訓練總監時，抗日軍興，他和白崇禧在南京時，我們均曾相遇晤會；後來國民政府退守重慶，他任戰地黨政委員會事，我在國民參政會，亦曾同聚重慶；他擔任桂林辦公廳主任時，我們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劃大局之事；以及末後毛主席領導建國，我們又同在北京之類；直到任公病故之前，彼此都有不少晤對交談機會。
根據從上所述我和任公的交往，我有資格對任公晚年自述此一筆錄稿，就我所知提出一些異議。這些異議，有因筆錄者不諳悉往昔情事而致誤者；更有任公自己於往昔之事記憶不清而致誤者。但我的記憶亦豈能保證一切不差？故而我於此所提異議僅限於我本身親歷之事，以示鄭重而可信（其他我覺得有疑問者暫且不談）。試分條列舉如下：
一、筆錄者之誤1928年廣東局面大致無擾之後，乃更進行綏靖工作，全省劃分為四區，陳銘樞任南路，徐景唐任東路，陳濟棠任西路，其負北路責任者為王應榆氏（號芬庭，一個富有學識的人），筆錄稿一四二頁卻誤寫為「黃應如」。筆錄稿一四二頁此處記有陳銘樞就職省主席，對於任公講話我感動流淚一層，藉此順便一為說明。李、陳二公原都是我的熟友至交，然任公厚重少文，陳則不免輕躁；任公早曾表示讓位於陳，陳先一度懇辭不就，後且猜疑任公讓位非真，所以當他就職時，我痛惜朋友交誼之不終，蓋朋友相交所貴在一信字也。李、陳之間共事多年，豈同恆泛，而竟然如此，我當場傷懷飲泣（不好放聲），痛哭不已。蔡廷鍇等許多人在旁怪訝不解其故；大約陳亦不解，任公雖注意亦不甚曉然也。
二、任公記憶有迷誤1932年初春，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由蔡廷鍇指揮奮戰，市民踴躍支持，結隊犒勞，聲勢甚盛。此時蔣介石適不在南京，李任公代表軍委會到北平敦促張學良乘機「打回老家去」。我在鄒平忽得李證剛（翊灼）先生從北平來電相邀；我到北平，證剛先生介紹東北軍將領王以哲與我相見。原來他們深知張學良精神不振，又知我為任公朋友，要我從旁加一把力，做推動東北軍出關工作。任公到平系住在北京飯店，我立即趨訪，彼此正談話間，恰好據傳報張學良來了。他們商談軍國大事，我不便冒昧參與，即退避一旁去。然而張的面容氣色，我卻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面色晦暗，容顏消瘦，頭髮不剪，髭鬚不修，不難想見其吸食毒品、打嗎啡針的生活。張、李談話時間不甚長久。張走後，任公對我說蔣已回南京，電囑張不可動兵，他自己此番北來的希望落空。於是，我也只好以此轉報證剛先生和王以哲將軍，而回鄒平去了。（附記：王以哲人甚好，可惜後來他在西安被害）
筆錄第一四四頁所說，張學良於任公之北來「非常高興，商量得很好」云云，我可斷言是任公記憶迷誤，與事實不符。其不違離事實者，只張學良沒有出兵，任公北來空跑一遭就是了。
三、政治上一次嚴重失策1933年，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蔣，是任公政治立場上的一次嚴重失策。要反蔣應站在國民黨立場上反蔣，指斥蔣竊取國民黨領導權；為了忠於孫故總理，伸張正義而討伐他。乃計不出此，卻另舉旗幟，實是政治立場上的一次嚴重失策；末了仍然不能不回到國民黨的旗幟上來；抗日軍興，追隨國民黨政府且不說，全國解放後，不是以領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參加毛主席領導的新政府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前後進退失據，無可諱矣！在福州時，黃艮庸隨侍任公左右，我即飛函囑其速速退出，否則，永不要見我面。且不論此番舉動不旋踵而失敗，縱令不失敗，也是一次嚴重錯誤。
任公於1959年病故，距今幾將二十年矣。任公長於我八歲，時光流逝，我今亦八旬有八，腦力、體力均已衰頹，而當年友好又環顧無人，鮮可咨訪者，右方所為書後之文，不審有無錯誤之處，姑以為治現代史者之一種參考資料。
1978年10月國慶前夕
（梁漱溟印）
附幾點意見：
一、目錄上文字欠妥。例如（一）湯山被扣；（二）拒絕赴渝。
二、關於張難先交往關係欠敘述。
三、我創辦《光明報》於香港，曾得龍雲和劉文輝資助，但李任公則未曾有之。稿內一三二頁錯記。
四、稿內一八三頁關於聯合政府委員名額問題完全說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