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廣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離去，首尾約近兩年。其間之事，不無可記；但今事隔十數年之久，亦只能追憶大略而已。
關於愚到廣州之由來，及初到時一段情形，往年於《村治月刊》寫《主編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讀者試檢《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便得，今不再敘。茲從十七年（1928年）春間，李濟深（任潮）、陳銘樞（真如）戡定廣東，愚稍參預廣東政局說起。
一
於此，宜先點出愚平素見解主張之與當時政局有關者，此約有下列幾點：
一、中國今後要以建設完成革命，從進步達到平等，絕對否認一切暴動破壞及任何對內作戰之理由。
二、必須大局統一穩定，乃能施行建設而得到進步，故國家統一實為第一要件。
三、但中國只能有一種寬弛的統一局面（尤其彼時為然）：建設之實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至如所謂建設，固意在愚所主張之鄉村建設，卻暫亦不甚計較。唯上列三點，則不能放鬆。蓋事之緩急先後自有別也。
愚於中國之前途，既自有其見解及主張，不能苟同於當時之國民黨；而當時之廣東則完全一國民黨秉政之局，愚故不願濫行參預。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發表愚為廣東省政府委員，愚辭不就職者以此。然國家之事，人人有責，我自當因機緣以儘力，斷無局外旁觀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廣東，李陳為政；兩公既屬知交，即一機緣。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國民黨統一中國，卻自經張黃事變，暨上海會議而後，大為灰心；此時（民國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粵見面時之所言（具見《主編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機緣。以此，愚故留粵稍參預其事，冀為鄉治運動之推行。愚在廣州年余，對廣東政局總取不即不離之態度，一貫到底未嘗變也。
二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粵戡亂，既邀愚自新造細墟出廣州，愚為任所陳說者，除鄉治道理外，特提出三個問題請其注意：
第一，廣東對南京國民政府之問題；
第二，任潮對真如之問題；
第三，任潮對國民黨左右派之問題。
第一問題，實即李對蔣之問題，或地方對中央之問題。蓋當任回粵時，蔣已恢複其中央之地位，而對任之回粵戡亂，不特不為之助，且種種為難。其事實甚多，不煩枚舉。此當前一大問題，不可不亟決定應付之態度。第二問題，則以粵局之戡定，實得真如自滬入閩，率其舊部協助之力。今後真如在廣東政局中自佔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處之也。第三問題，則此次變亂（張黃之變），既出於左派所為，左派關係已絕，卻慮右派勢力，又來侵入廣東。假使不善為應付，其足以貽誤粵局，將有甚於左派者。必須此三問題應付得當，而後粵局可安，建設可施，事業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樂觀也。
任潮於問題之提出，頗為首肯。愚因又陳其意見如次：
第一，當認定自己之事業在地方，立志為地方儘力，不作他想。卻為達此目的，必須維持大局之統一穩定，對蔣（中央）軟硬兼施，總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為主。萬一相逼太甚，卒不見容，則只有放棄地盤，絕不與之動武。蓋一則吾人以大局之統一穩定為重；二則吾人若果負人望，雖一時退讓，又何難再出也。
第二，當力謀與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須事事開誠相見，不使有一些隔閡；第二必須諸事包容退讓，不與之爭。萬一廣東內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為他人造飯而已。
第三，當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較有革命氣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與左派決裂，而接近右派。必須胸中有主，左右之間無所偏倚，而後可以保持一種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業可談。
凡愚所談，任潮靡不謂然，亦緣任之為人雅與此種態度相近也。後來事實上亦大致循此方針，而卒不能無問題焉，則其間殆有天命矣！
三
方任潮回粵戡亂之際，蔣既種種與之為難；洎粵局大定，寧粵對立之痕迹日顯。張黃之變，原出左派陰謀，意在攫取廣東地盤組織中央政府。故與汪偕來者有左派中央委員八人。此八人者既經監察會議議決予以處分，暫停其出席中央會議之職權，而此時南京召開中央全會，蔣竟使之出席。張黃軍人，其舉動干犯軍紀尤甚，而蔣乃接濟之，收容之，使其駐兵浦口。人之為任潮計者，咸主聯合其他中委通電指斥，俾蔣無得挾中央會議之最高權力以相鉗制。蓋此時若予默認，將來欲說話，便已晚也。然任卒隱忍未發一言。黨中元老念非摶合寧粵無以竟北伐之功：既見任潮有包容之量，遂專使曾養甫持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手翰抵粵，勸任入京面蔣，以消嫌怨。
任潮究竟去南京與否，在廣州當時頗成問題。勸其勿去者固多，主張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間，愚聞其將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則重要幹部多人皆來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約定同行，既先期候於港。而港督金文泰聞訊，則專人持函來省勸阻。交涉員朱兆莘手金函譯述之。略謂：省港密邇，禍福相倚；公此去必無幸，為粵計亦為港計，不能無一言之奉（此可見帝國主義者之利於我不統一）。而陳伯南（濟棠）、馮祝萬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則隅坐俯首，默不為答。時晚餐酒肴畢陳，彼此相持，無人入席。愚於此，初無定見；然睹狀，知必須速其行。因趨前語任曰：吾非熱心勸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與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幹部，既皆主張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當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豈某氏所能為禍者邪？公其行矣！我願伴公之行。任聞言似有所動。旋即讓客就餐；餐罷起行，愚與之偕。
比抵滬，尚有以不必入京為言者，任則不復猶疑。
此行結果甚佳。不獨蔣李釋嫌，真如更持蔣函西行經漢入湘，晤白健生、程頌雲解釋一切。蓋其時白、程與蔣亦不睦也。內部既和，北連閻、馮，分別出師，全國大局由此底定焉。
於時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數職，謀北伐最積極。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實預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數謁先生。先生語我，邵元沖人格卑鄙，為任潮秘書長（廣州政治分會秘書長），多不宜；幸轉語任潮更易之。愚問：孰宜？則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後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粵事也。
四
張作霖出關，北伐軍入北京，全國統一在望，蔣電粵，約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後。其時，遂有五巨頭（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會於北京之事。方任潮將北上，愚語以全國事難有好希望，粵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誠知其未必有望，但此會關係至大，豈可不盡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先是，蔣以國家統一在望，有一極長電文，分致閻、馮、二李，論裁兵及劃分國防軍區事，于軍政軍令之統一，計畫甚詳；舉凡各地軍官學校、各地兵工製造、南北海空軍等一切，皆收歸中央。電末總結：以上計畫擬由我等五人聯名向中央提出建議，諒必荷諸兄贊同云云。愚當時在任潮處得睹電文，心竊笑之。夫裁兵與軍事統一，為國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顧若干年來卒不易就，今日詎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統一，豈不正在諸巨頭彼此間邪？問題既不在外，則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業，此當前第一義也。此處大有功夫在，為之領袖者，正宜知所從事。乃蔣氏遽以其主觀要求，為片面之擬議，迫各方以同意聯署。謂如此，將不得更持異議於後。抑知問題非揭出不得解決，意見非宣白無從消弭。唯彼此開誠相見，仔細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見其巧，只見其拙。聯署非難也，聯署之後，彼此各有懷抱，彌以深刻隱伏，問題解決更難耳！中國之統一，原非易事；而蔣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見於此，故語任潮云云。
果也，五巨頭會於北京者七日，僅相偕一謁孫總理靈而已。對大局問題，曾無一度之切實商討，匆匆遽去。瀕行時，蔣又以南京相會為約。蓋在南京，舉行中央全會也。會前，對閻、馮、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於會中提出撤銷各地政治分會案。政治分會者，中央政治會議分會之簡稱，於時全國有四：太原政治分會，閻主之；開封政治分會，馮主之；武漢政治分會，李宗仁主之；廣州政治分會，任潮主之。各分會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轄兩省、三省不等。分會之宜存宜廢，非此所論；然軍事未臻統一，遽先求政治統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任潮憤其相逼，不出席會議。諸元老頗寄同情，亦相偕去滬，不出席。李石曾且倡為「分治合作」之說。一時頓成僵局。其後，雖得轉圜（決定撤銷，而延期三四個月實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連內戰，伏於此矣。
五
任潮對待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