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懷念的朋友。我得結交作孚先生約在抗日戰爭軍興前後（1937年），而慕名起敬則遠在戰前。我們相識後，彼此都太忙於各自所事，長談不多，然而在精神上則彼此契合無間。
大約是民國七八年間（1918年或1919年），我去拜訪住在天津的周孝懷（善培）老先生，就首次聽到他談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為宋儒周濂溪之後，在清末曾任四川省勸業道台，後又出長廣東將弁學堂，任監督（校長）；著名將領如伍庸伯、鄧鏗、熊略、葉舉等，都是周老主持該學堂時培養出來的。周老先生在向我談起作孚先生時，對其人品稱讚備至。在六七十年後的今天，周老談起他時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記得。周老將拇指一翹，說道：「論人品，可以算這個！」由此可見周老對作孚先生卓越不群的品德之稱道。
可是我得與作孚先生見面相識，則在此之後將近二十年。那是因抗日戰爭爆發，我撤退到大後方的四川之後。當時作孚先生與我所從事的活動雖不同，但地點均多在重慶，因此交往較多。在彼此交往中，更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極高。我嘗對人說：「此人再好不過！他心中完全沒有自己，滿腔里是為社會服務的事業。這樣的品格，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過人的開創膽略，又具有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這是人所共見。人們對他的了解較多的在此，人們常稱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豈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極難得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輪船公司的創辦人和領導者。他在當時舊中國，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的情況下，創辦民族工業，迂迴曲折，力抵於成，真可謂艱難創業，功在國家社會。毛澤東主席五十年代談到民族工業時說有四個人不應忘記：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講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作孚先生受到這樣的讚譽是當之而無愧的！
作孚先生還熱心致力於地方和農村建設事業。重慶北碚就是他一手籌劃和開創而發展起來的，作孚先生及其胞弟盧子英，從清除匪患，整頓治安入手，進而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建立北碚鄉村建設實驗區，終於將原是一個匪盜猖獗、人民生命財產無保障、工農業落後的地區，改造成後來的生產發展、文教事業發達、環境優美的重慶市郊的重要城鎮和文化區，現在更成為國內聞名的旅遊勝地。1941年，我將創辦不久的勉仁中學遷至北碚。1946年尾，我退出和談，辭去民盟秘書長職務後，便在這景色宜人的北碚息影長達三年之久，靜心從事著述；《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即寫成於此時。1948年，我又與一班朋友創辦勉仁文學院於北溫泉，從事講學活動，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後來北京，才離開北碚。在上述我在北碚從事的種種活動中，自然都得到作孚先生以及子英先生的熱心支持和幫助。
作孚先生是1952年故去的，距今已有三十餘年！作孚先生與我是同年，都出生在甲午之戰前一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當是九十歲高齡了！
作孚先生是個事業家、實幹家，是個精神志慮超曠不凡的人！我們應當永遠向他學習！
1983年
景仰故交盧作孚先生獻詞
余得結交作孚先生在抗日戰爭軍興之後，而慕名起敬則遠在戰前。憶我早年一次造謁周孝懷（善培）先生，曾聞周老讚譽作孚人品才能卓越不群，我既夙服膺周老，於老前輩之言固銘記在心不忘也。我入川抵渝後，又幸得作孚令弟子英之協助建起勉仁中學校於北碚。賢昆仲之為地方造福為人民服務者，固有目共睹、輿論共許，又不待我言之矣。民生輪船公司之創建暨抗戰期間作孚先生所為種種奔走救濟者，信乎勞苦功高，然而切莫誤會他亦有個人英雄主義，相反地，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
梁漱溟敬題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