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民國九年）一個夏天，梁任公（啟超）、蔣百里（方震）兩先生由林宰平（志鈞）先生陪同來我家（北京崇文門外纓子衚衕）訪我，以前輩而枉顧我一後學；這是我與兩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後交往並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還不算多。現在只就其中較重要的兩三次回憶如後。
1935年8月20日，百里先生經青島忽到山東鄒平，訪我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黃靖賢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達，而我正守護著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見他。實則我當時並不知道蔣先生到了鄒平，因院中同事沒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沒有心情與其相見，便徑自返回。我於事後得知，也無從明白其來意。
1936年初的一次會見
這年寒假，我應廣州教育界的約請，去作講演，路經上海，造訪百里先生於國富門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請教，問他為何去鄒平訪我。蔣先生說：我是想找你談談國家大事，談談日本侵略我國的問題。這才清楚他是為了時局緊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謂「華北明朗化」、「華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1935這年夏秋間），關心我在山東的鄉村工作，想對我有所指教而到鄒平的。記得去訪問蔣先生的那天恰是舊曆元旦，承留午飯，盤桓頗久，談話甚多。
蔣先生素來熟習日本情況，而各方情報又很靈通，對我首先指出日本大舉入侵我國將不在遠。他說，中國人固是大難臨頭有不待言，而最後失敗卻將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淺，它很不應當侵略中國。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國的文化，它侵略中國，對它毫無好處，而給它帶來的將是很大的災難。他斷言，華北縱然有失，將為時不久；就連已失去的東北，將來收回亦不成問題。理由是國際情勢轉變甚快，說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機會到來。不過外面機會雖不難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們自己沒有準備，不成一個力量，對此種機會不能加以利用，則仍然無希望。……結論就在中國人自己要努力。
蔣原是著名的軍事學家，談得最多的自是將來的中日之間的戰爭問題。他說到他的所見有以下幾點：
一、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
二、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因為中國人國家觀念不夠明強，從這方面不容易發揮出力量來，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三、中國人在種族上素無狹隘之見，卻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國人國家疆界與種族界限很模糊，不大與人分，很缺乏國家成見與種族偏見，而文化問題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中國被外族征服，非第從種族觀念上抱亡國之痛，更從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於文化之滅亡（外族輒俯從中國文化以此）。中國人的力量往往為保衛民族文化一念而顯發出來。誠如中國古語所說，「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蔣先生還舉例說，曾（國藩）胡（林翼）之奮起抗洪（秀全）楊（秀清），曾胡之所以勝，洪楊之所以敗，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個文化問題。
他又說，決定戰爭勝敗的條件原很多，總括來說不外物的條件與人的條件兩大方面。物的條件如地勢、經濟、資源、武器裝備等等，人的條件如主帥的才略、將領的團結、戰士的士氣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說這兩大方面都很重要，都關係戰爭的勝敗，但總以人的條件為主為先。因為物總是靠人來運用的；如果沒有人的運用，或有人而不善於運用，物的條件在戰爭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發揮或發揮不出來。而人的條件，就一次戰役而言，往往擔任指揮的將帥才能膽略最顯，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戰爭規模很大，持續時間極長，則士兵的關係更為重要。這就是說在此種戰爭中，其勝敗的決定因素卻在全體士兵。將來的中日戰爭可能是長期的，其規模之大也將是世界戰爭史上所少見。那麼，士兵的重要性將居首位。士兵優劣長短，自有許多方面，如體質、年齡、文化程度以及技術精熟與否等等，都關係很大，但它們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為要緊。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對其作戰之意義有親切的認識，而從內心裡發出力量者為最後制勝的基本條件。
就心理方面而論，在不同社會，人們作戰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業社會的人們，對於侵略性的作戰便有興味，或說天然是侵略性的，而農業社會則否；農業民族天然不能從事侵略性戰爭，而長於自衛，他們只有在自衛性戰爭中乃得發揮出力量。上面所說的三點，均系指出中國人在這類戰鬥中才親切有力。這即是說：對自衛戰爭親切，對侵略戰爭則否；對保衛國家的戰爭不夠親切，而對保衛地方的戰爭則很親切；對種族成見不深，而文化理念頗強，願為之而死。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戰鬥不止一次，敵人的優點長處在一次中表現，在二次中表現，三次中表現，但總不能永遠表現下去；我們的優點長處，第一次不表現，第二次可表現，第二次不表現，第三次可表現……總不能永遠不表現出來。最後一次表現，即可制勝於最後。
蔣先生又論述了山東的戰略地位。他說，在他看來全國形勢以山東半島為最關緊要。其緊要之點有許多，可惜我現在多已記憶不起。有一點將於後文敘述，這裡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國人假如控制了山東高地和山西高地，堅守一些山區，始終把它們掌握住，則中原（北方廣大平原）非敵人所得而有。此外山東對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蔣先生還提到，袁世凱時代有一位美國名叫烏德的將軍來中國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島招待陪伴此人，沿膠濟、津浦線到北京，隨處下車察看訪問。烏德曾對他盛讚山東地位之重要不已。後來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之時，他曾向袁陳說利害，指出必須保全山東；其他可讓，唯獨山東不能讓。他還從歷史文化方面對我指出山東的價值與意義。他還說山東人的體質和民氣也好，等等。
他又詢問我們在山東的工作和設施，我大略告之。在我這次訪問蔣先生之前，即1935年10至12月間，我們剛好推動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擬定了一個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眾自衛訓練為主要內容的「三年計畫」（1936～1938）此時正好著手執行，為應付敵人入侵，實行自衛做準備，如一旦中日關係破裂，即可發動民眾與敵人相周旋。陳述這些是應其所請，同時也是為了向他請教。他於讚許之中，對我備加勉勵，並再三向我講明軍隊抗擊敵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說，不唯軍隊的組成和補充全從人民而來，軍隊的供應給養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戰時還有待人民的配合、掩護等等。最後他期望他所認識到的中國民族的偉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點）將取驗于山東。
百里先生談起話來滔滔不絕。他平素談話容易興奮，而這一天更見其興緻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識見和熱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啟發，又深受感動。
1937年「七七」事變之初的一次會見
「七七」事變前夕，7月2日我由四川經武漢到北平，深感華北局勢嚴重，形勢緊張，即於五日趕回到山東鄒平，兩天後盧溝橋戰火即起。山東韓復榘原對應戰有所準備，至8月初轉而有保存實力避免作戰的表示。更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蔣介石是否決心一戰還看不清楚。於是我特地於8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當時時局的動向，尤其是要訪問蔣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請教。我是8月9日到上海的，9日、10日、11日，天天去國富門路他的寓所與他長談。但他一見面卻力促我速回山東，要我催促山東當局將重要的物資——特別是兵工廠和民用工業的機械設備、運輸工具汽車及車輛修理廠等——儘快西遷。這一則是免於資敵，一則是將來被敵人封鎖時需用，缺少它不得。而這類物資多很笨重，運輸力又有限，非及時籌劃，早日動手不可。他還告訴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動員之下開始西遷了。此事要緊，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剛到京滬一帶，不想立刻回去。經他熱心督促，我決定先到南京，打算從南京的山東省駐京辦事處向濟南通電話或電報來談此事。
此番到滬聽他談話，知他對抗戰前途充滿了信心。他總是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田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他的這番議論聽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聽到而間接聽到的人也很多，幾乎是傳誦一時。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卻竟未及親見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