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與胡適前後相差兩個月到北京大學。那年胡適二十六歲，我二十五歲，他長我一歲。當時他正是才華最盛的時候。他最早開始用白話文寫文章，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八項主張，倡議用語體文，這是開創性的。從前一講學問，寫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這一點，這是他的功勞。當時很多人表示反對，其中有兩個知名人物，一個是林琴南，再一個是章士釗。但不久，使用白話文的人還是越來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辦學方針是開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稱讚他執行的兼容並包辦學方針，這個態度好，能夠廣羅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並包」的一個人。我進北大講的是冷門，沒有人講，我講的是印度哲學。印度是東方古老文明之國，佛教在印度是後起的一個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國有名的玄奘法師雖然趕上，但已是接近尾聲。佛教傳到中國來，玄奘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他一生艱苦卓絕。我很喜歡鑽研佛教，也算是玄奘這一派。
剛才我講了，胡適先生功勞很大，提倡語體文，促進新文化運動，這是他的功勞。他的才能是擅長寫文章，講演淺而明，對社會很有啟發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卷，下卷就寫不出來。因為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只得做一些考證；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個賣力氣的人，禪宗不立語言文字，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
胡適喜歡談墨子，梁啟超同樣也喜歡談。墨子很了不起，他的書有《經上》《經下》，墨子書保存有古代科學內容，許多是自然科學。人們開始不懂，後來才慢慢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墨子的書傳下來卻是放在道藏中。《韓非子》的《顯學篇》講到，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後來大都失傳了。儒家傳下來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適為人有個弱點，就是怕共產黨。「五四」時期，北大出現陳獨秀、李大釗，還有顧孟余等人，他們都講社會主義學說，有好幾派，有人講英國的基爾特主義，有人講法國的工團主義。學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許德珩等等。毛澤東那時也在北大，他是旁聽生。傅斯年創辦的刊物是《新潮》，還有個刊物是《國故》。「國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黃侃。北大還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遠）、「二馬」（馬敘倫、馬裕藻）、「二周」（周樹人、周作人）等等。當時人才濟濟，因為蔡先生愛才，獎勵後進。我現在已是九十四歲，離那時很遠了，但是對當時經常講的那幾個字——兼容並包，至今記憶猶新。
198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