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李大釗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稱呼他「守常」——這是他習慣用的別號和筆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後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學講課，在上課之前和下課之後，必定去他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盤桓十分鐘至二十分鐘。因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進門或離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編的《每周評論》，我順手取閱。他有時主動地要我看什麼書刊，便順手遞給我，亦不加說明。我接過翻閱後，往往亦無表示。遇有重要書刊，我就聲明帶回家去看，下次來時交還。總之，彼此十分隨便，沒有什麼客氣俗套。
我們相識稍先於北京大學同事之時，彼時（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鐘報》（後改名《晨報》）任職。曾記得一次他宴客於南城瑞記飯莊，我和陳仲甫（獨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陳當時是為亞東圖書館募股來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長，蔡、陳早相熟，立即邀陳入北大擔任文科學長（後改稱文學院院長）。同時，我亦受印度哲學講席之聘，而守常則是以章行嚴（士釗）先生之薦接任圖書館主任的——此職原由章任之，章離京南去。於是，我們便同聚於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訪守常於其家，告訴他我即將結婚。他笑著說，這在他已是過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後，而母親又在生他之後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沒有見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撫養長大。《光明日報》1979年10月31日紀念李大釗一文，說他兩歲喪父，三歲喪母，全不對。另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傳》一書，說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後十六個月母亦故去，與我所聞於守常自述者尚差不遠，祖父母自顧年老，便為他早早成婚。婚後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趙氏夫人。趙年長於他好幾歲——似是他十一二歲，而趙十八九歲。趙夫人甚賢慧，自願守在家園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學求學。中學卒業後，他進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後又去日本留學。這些是後話，非當時所談及。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為首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兩先生，一時曾有「南陳北李」之稱。我記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東交民巷舊俄國使館內訪看守常，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擾他，隨即退出。不多日後就聞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來他家大小同住一起，還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時一同遭難者頗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門而幸免於難者。當時正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駐軍和執政於北京之時，我聞訊從西郊趕入城內訪章行嚴先生，願與章老一同出面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稱與張的親信參謀長楊宇霆相熟，他將去見楊，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結果，直至守常死時，不知道他的家屬兒女有沒有受到連累；熟友如我未得盡小小之力，抱憾於衷。
當我聞悉守常被害，立即從西郊趕入城內，一面看望其家屬情況，一面看視他裝殮的情況。他家屬已回到西城朝陽里舊居。我望見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隨即留下十元錢，退出來，改往下斜街長椿寺——據聞守常遺體停柩在此。我到達寺門時，門外一警察對我說：「你們親友到來，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點首應承，隨即入內巡視。只見棺材菲薄不堪，即從寺內通電話於章宅吳弱男夫人。蓋我夙知守常曾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師，賓主甚相得。弱男夫人來到時，各方面人士亦陸續而來，共議改行裝殮之事。
我出寺門，路遇陳博生走來。他是福建人，與守常同主《晨鐘報》筆政。其他的人今不盡記憶。
守常當年的熟友，眼前現有張申府（崧年）、於樹德（永滋）和我幾個人。張、於兩位原與守常同為中國共產黨人，但有始無終。我則根本是個黨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來，奇妙的是守常他們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紹我入黨——連半點意向亦不見。於此，顯然我這個人條件不合。守常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和領袖，終且為黨捐軀，而我則根本不在黨。那麼儘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於交誼深摯之列了。此點應當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當五四運動時代的那些社會活動、政治活動，我十分慚愧沒有能像守常那樣勇往地和諸同學們在一起，甚且可以說，他是居於領導而我則追隨亦不力。因此，許多事就記憶不清，現在亦就說不清楚了。再則，事情過去且將六十年之久，而今腦力衰頹的我，就只能點點滴滴列舉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國學會組織的發起成立，守常實為骨幹。此會在當年十分重要，會員包含了南北許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中國青年黨）有些人就是從此會分裂出來的。傾左的有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黃日葵等人，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各自表現不同，而卻是具有一定分量的，雖然分量大小輕重不同。
我彷彿未曾參加此會為一成員，卻曾應邀為此會的田漢和曾琦兩成員之間在宗教問題上的爭論，作過一長篇講演（講詞大意可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二）當年守常先生的活動繁忙，有些群眾大會開在前門大街，我亦曾去過。有一次在總統府門外的集會，我沒有參加，類乎此者，現在記憶不清。
（三）記得守常和我兩人曾致力於裁兵運動倡導。當時蔣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寫出裁兵計畫一書問世。可厭的南北軍閥混戰既多年不休，在洛陽的吳佩孚頗有勢力，恰好守常的同學白堅武正在吳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紹，走訪洛陽，似乎不止一次。訪吳談一談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輿論，發動廣大社會力量才行。我們曾想聯絡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則在眼前的知識階層。正在要邀請北京八校同人聚談，不料被胡適、陶孟和等幾位搶先召集，且又轉變出「好人政府主義」一場戲來。隨後果然出現王寵惠、羅文干為首的政府。我們二人只有苦笑！王、羅二位即是參加了胡適那次集會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因學生李超自殺身死開追悼會，守常和我亦偕往參加，在蔡元培、陳獨秀、蔣夢麟各位講話後，守常和我亦各有發言，後來我的發言錄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五章內。
（五）我與守常既而相熟，有時便一同游息。中國革命博物館存有一張守常、張申府、雷國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園照的相片，推計其時間當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來，既有日軍入侵，世局動亂劇烈，此照片我手中無存，展視之餘，不勝追懷感嘆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