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梁任公（啟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張旭光、周之風諸君提議撰寫紀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嘗應友人囑寫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於蔡、梁兩先生，則茲於紀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辭。紀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偉大處，復自道其知遇之感。今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樣認識任公先生的偉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偉大，須從其前後同時人物作一比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後同時人物之一。兩位同於近五十年的中國，有最偉大之貢獻。而且其貢獻同在思想學術界，特別是同一引進新思潮，衝破舊網羅，推動了整個國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於蔡先生八歲，論年輩應稍後，而其所發生之影響卻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開始之時。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個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後的中國政治全為立憲運動所支配，而這一運動即以他為主。當他的全盛時代，年長的蔡先生即默默無聞（蔡先生誠早露頭角，但對廣大社會而言則是如此）。蔡先生從五四運動打出來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歐戰以後的新思潮於此輸入（特別是反資本主義潮流），國民革命於此種其因。所以他的影響到大局政治，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
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卻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並不甚長。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國二年，即1913年；民國六年，即1917年，兩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時代了。再進到五四運動以後，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民國八、九年（1919年、1920年）後，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組織「新學會」，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並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
因此，論到所給予社會影響之久暫比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評論他幾句話：
其出現如長彗燭天，如瓊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胥不發生綿續之影響。——此正任公之特異處。
《陳伯庄通訊》
（《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
這是很對的。我們由是可以明白諸位先生雖都是偉大的，然而其所以偉大卻各異，不可馬虎混同。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綿歷久遠。像是當下不為人所了解，歷時愈久而價值愈見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這亦就是為何他三十歲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卻要待到五十多歲的理由。他給中國社會的影響，在空間上大過蔡先生，而在時間上將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將兵，一個善將將。蔡、梁兩先生比較，正復相似。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紀念前賢，亦許應當專表彰他的功德。無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來，總隨著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學術上的成就，量過於質，限於篇幅，不能悉數。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說一說。
清季政治上有排滿革命和君主立憲兩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間，而大體上站在立憲一面，且為其領袖。固然最後革命派勝利，而國人政治思想之啟發，仍得力於他者甚多，間接幫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國人應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為慰。
民國成立，宋鈍初（教仁）想實行政黨內閣，正與任公夙懷符合。當時曾約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兩派合作機會遂失。加以袁世凱方面種種籠絡。國民黨方面種種刺激，卒成組織進步黨對抗國民黨之局。更進而有熊希齡受袁命組閣，隱然由進步黨執政之局。末了，就陷於副署袁氏解散國會命令之重大責任，而不能逃。國會既散，政黨根據全失，熊閣當然亦站不住。政治脫軌，大局敗壞，任公於此悔恨不及。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敗。自然當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獨屍其咎。卻是春秋責備賢者，賢者引咎自責，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時，有奮起倒袁之舉。在倒袁運動上，先生盡了最大力量。假如說創建民國是革命派的首功，那麼這次再造共和，卻不得不讓他的一派居首功了。當日事實自有史家載之史乘，茲不多述。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動對於國家第一度偉大不磨之貢獻。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喪，袁倒後先生治喪持服，未得出而秉政。於是種下了民國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這裡面還夾著一段反對康（有為）、張（勛）復辟。信有如任公幾十年前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對於國家的貢獻。
復辟既敗，共和三造，段、梁攜手執政，居然又有幾分進步黨內閣氣概。此固為任公登台應有之陣容。但千不該，萬不該，不肯恢複國會，而另造新國會，以致破壞法統，引起「護法之役」，陷國家於內戰連年。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嚴重失敗。這次責任別無可諉，與前次不同。我們末學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於此告終。
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了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這是與我紀念蔡先生文中所說，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學術，非事功，而在其釀成一種潮流，推動大局，影響後世，正復相同的。
三、我個人對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啟發甚深之一人。論年紀，我小於先生二十歲。當他二十幾歲舉辦《時務報》、《清議報》之時，我固不能讀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歲創刊《新民叢報》亦還不行。直待我十五歲，好像《新民叢報》已停刊，我尋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約五六百萬字以上），又《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本（任公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往複辯難所有文章之輯合本）才得飽讀。當時寢饋其中者約三四年。十八歲時，《國風報》出版，正好接著讀下去。這是比我讀五年中學更豐富而切實的教育。雖在今日，論時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們讀了還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僅存《飲冰室文集》，而原報殆不可得。那其中還有旁人許多文章和新聞時事等記載，約佔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來，我還認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無多，我讀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卻同深嚮往。民國五年（1916年）曾因范靜生（源廉）先生介紹而拜見蔡先生。但對任公先生則未曾求見。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當他從海外返國，親往訪四次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國九年（1920年），任公漸漸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蔣百里、林宰平兩先生移尊枉步訪我於家。由此乃時常往還。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編印先父遺書既成，送他一部。書中有先父自記屢訪不遇投書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嘆。我寫信特指出這段話，請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數百言，深自咎責。囑我於春秋上祭時，為他昭告說「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蓋先父於慨嘆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當為心快。而在我為人子者，當然十分感激他（註：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後）。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廣州聞任公先生逝世之訊，心中好大難過。念相交以來，過承獎愛，時時商量學問，虛心咨訪（先生著作關於佛教者恆以初稿見示征問意見），而我未有以報。第一，他奔走國事數十年，所以求中國之問題之解決者甚切，而於民族出路何在，還認不清。第二，他自謂服膺儒家，亦好談佛學，在人生問題上誠為一個熱心有志之士，而實沒有弄明白。我於此兩大問題漸漸若有所窺，亟思以一點心得當面請正。豈料先生竟作古人，更無從見面談心，只有抱恨無窮而已。今為此文，雖時間又過去十多年，還是不勝其追懷與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鑒：
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裒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