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誌》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囑為紀念之文。余於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表於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於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與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於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於此初步展開。在社會人生，在經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後，反動的（袁氏）帝制運動（民國五年，即1916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此伏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蔡先生即於袁倒黎繼，南北統一內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巨子，新舊資望備於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於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類觀念，後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唯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裡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願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得了。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氣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竟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借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鬥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後，乃徹見根底。儘管現在人們看他兩位已經過時，不復能領導後進。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風氣（不問是好是壞）卻是那時他們打開來的，雖甚不喜之者亦埋沒不得。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並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攏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於這新派的一夥，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於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攏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講席始於民國六年（1917年），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發表於上海《東方雜誌》（約在民國五年夏，連載於六、七、八月三期，後來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此論之作蓋興感於黃遠庸先生之慘死。那時我在北京得到遠庸從上海寫給我的信，同時讀到他的懺悔錄（渡美舟中作，發表於《東方雜誌》），隨亦聽到他在美國被刺的訊息。此論發揮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給章行嚴先生（士釗）。適章先生奔走倒袁離滬，為蔣竹庄先生（維喬）所得，付《東方雜誌》刊出。不久袁倒黎繼，蔡先生既應范公之請，由海外返國，我以自十幾歲愛好哲學，很早讀到蔡先生的《哲學要領》一類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民國元年我為新聞記者，蔡先生為閣員，見過幾面），特因范公介紹晉謁先生於其家，不料一見面，先生就說要請我到北大任教的話。
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於校長室，提出請我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陳先生新聘為文科學長，相當今所謂文學院院長）。我說我何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麼多，我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
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鎔西先生（耀曾）擔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於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後只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
及至次一年，經過張勳復辟之役，政府改組，鎔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遊入湘。十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於內戰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養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於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後共七年，即自民國六年至十三年（從新思潮的醞釀、五四運動的爆發，到國民黨改組）。中間曾因腦病求去兩次，皆經蔡先生懇切挽勸而留住，其詳不煩說了。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諸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論年輩，蔡先生長於我廿六歲，我只算得一個學生。然七年之間與先生書信往返中，先生總稱我「漱溟先生」，我未嘗辭，亦未嘗自稱晚生後學。蓋在校內原為校長教員的關係，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謙德。後來離校，我每次寫信，便自稱晚學了。
近中四川報紙有傳我初投考北大未見錄取，後乃轉而被聘為教授者，非事實。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時蔡先生以講師聘我亦非教授）。不過我初到北大時，實只廿四歲，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我大兩歲者。如今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諸君皆當日相聚於課堂的。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