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我任天津《民國報》駐京記者，這是我步入社會的第一個職業，時年十九歲。此時黃遠庸（名為基，字遠庸，以筆名遠生行世）於新聞事業已卓有成就，作為同行的後輩對他頗為仰慕，但無緣結識。不意在離開《民國報》後卻因一法律問題登門求教於他並由此而締交。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師。
黃遠生，江西九江人，極富才思和才情，年僅十九即中進士，此後東渡日本習法律，歸國後常在《少年中國周刊》《論衡雜誌》和《東方雜誌》發表論文，又為上海《申報》等擁有眾多讀者的大報撰寫新聞通訊，深受社會人士注目。因他在上層社會廣交遊，善於從言談中獲悉政治內幕，於字裡行間予以透露，在輿論界的影響僅次於梁啟超、章太炎諸先輩。
梁啟超曾以《中國三少年》為題對民國初年三個有為的年輕人表示讚賞，第一人即為黃遠生，餘二人為張君勱和藍公武。三人中我與黃相識最早，彼此深具好感，不幸三年後他便遇害身亡。君勱後為國家社會黨主席，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往還甚多，有一段時間幾乎天天見面。君勱與我同屬中國民主同盟發起人。藍公武民初曾在北京辦《國民公報》，也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過面。
我與黃遠生前後僅三次見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對方的為人。1912年家兄先往西京大學（今西北大學）任教，不久家妹亦受聘於西安某女校，時年僅十七，由我送她去西安。其時京漢路已通車，自鄭州往西則須以騾車代步。此時我正傾心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餘年，正是始於此時。在西安逗留期間常去卧龍寺盤桓，某日與寺僧交談中得知康有為嘗來此寺將珍藏於寺中的部分佛典徑自攜去據為己有。康有為海內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聞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後遂為此往訪黃遠生，以依據法律維護卧龍寺權益問題請他給予指點。當時黃遠生作為名律師、名記者居處考究，但對我這身著竹布長衫的青年毫無輕慢之意，接談得極為懇切，對我提出的各項問題，答覆甚仔細，指點得很耐心。接談時間雖不長，彼此卻似有一種相互理解並由此而產生信任感。這便是我與遠生先生的首次見面。
次年，我編纂了一冊類似《古文觀止》的範文文選，取名《晚周漢魏文鈔》。自清季以來，世人多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氣韻乃至追求讀之音調鏗鏘。我頗以此為病，認為文章重在說理，應以表達思想為第一要務。這便是我編這一文范的動機。書成後，我登門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如他同意我的意見即煩作序，蒙他慨然允諾。序文中他有如下的話：「……梁君漱溟病古文辭之毗於美術，不適於著述學術。以為適用文字，唯晚周漢魏為近，因輯此抄且謂此非教科書，聊為世人破古文辭之迷執而已。」（見《遠生遺著》雜著第四）表達了他對青年後生嘉許鼓勵之意，令人至今難忘。
民國初創，政局極不穩定，全國貌似統一，實際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勢力只限於東南沿海一帶，華北為袁世凱系統的軍人所盤踞，其餘邊遠各省則又分屬地方勢力。而國際上，列強又脅迫民國政府以出賣重大權益作為承認民國合法地位的交換條件。此時的中國，可謂內憂外患無時或已。但對國家危害最大者乃是袁世凱。袁之策劃廢除共和，陰謀稱帝方在醞釀時，黃遠生即以《京華通訊》的欄目在上海《申報》陸續刊出新聞報道，揭露袁及其黨羽的某些陰謀活動。這些通訊引起關心國事者的注意，這自然也便是日後袁世凱運用種種手段必欲迫黃遠生變節為其所用的原因。
及至民國四年，袁世凱謀行帝制的活動日益露骨，為製造輿論計，乃收買、賄賂知名人士為之鼓吹，且包括所謂「中國通」的外國人。記得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美國教授古德諾都曾發表文章，詭稱行帝制最宜於中國國情。於國內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對當時輿論大有影響的梁啟超，企圖以二十萬元換得梁任公贊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卻是一篇宏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明確表示反對改變國體。梁啟超國內外聞名，袁世凱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見報端刊出黃遠生的文章，就國體問題兩面立論，語意模糊，態度似模稜兩可，既不言反對帝制亦未見擁護，讀後且有顧左右而言他之感。為此我投書章士釗所主編《甲寅》雜誌（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論壇，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談了兩個意思，即：或許是黃遠生於國體問題另有主張，盛傳袁世凱在上海擬出版《亞細亞報》，黃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終覺其操行可信，當不至如此。
待黃遠生讀到《甲寅》雜誌上我的投書時，他已脫離袁世凱控制下的北京，隻身潛抵上海。他兩次投書《甲寅》雜誌，一為致士釗先生信，一為就我所投書的複信。在這兩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諱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見解，痛陳衷曲，公布袁氏見逼之情狀。兩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內人士的諒解，承認那篇論國體問題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雖有一些東拉西扯的話，但「劈頭便言此事（國體問題）在法律上不得討論」，即雖有違心之處，仍堅持了不得改變國體的大原則，可說「主旨尚未過於沒卻良心」。至於我誤認他已同意為袁世凱主辦《亞細亞報》，他表示「決不敢謂足下所疑之過情，且深感足下即見疑矣，乃不以為不可教，且譽其操行可信，遠誠不知何修而得此於足下」。「足下試詢與遠雅近者，即知遠之對於茲事始末用心之可哀。」這時我才知道，黃在北京已處於袁世凱黨羽包圍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讀此兩次投書，不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處境極為艱險，袁及其黨羽不容黃不屈服，及脅迫之亟。黃事後以「圖窮匕見」形容當時的情況。
說到黃的離京出走，須提到編纂《遠生遺著》的林志鈞（宰平）先生。林志鈞福建閩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極有清望的知識分子。林、黃同是留日習法律的，林歸國後曾在司法部任職，他們的相識並成為知交，大約與此有關。我認識林先生並成畢生摯友是在黃遠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親口對我講，黃習於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來訪，以袁氏見逼的情況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離京，「這是你的生死關頭，決不可再事遷延。就從我這裡直接去火車站，連家都不要回」。黃遠生抵上海後立即在《申報》刊登廣告，聲明絕對反對帝制，與袁氏出資強要他主持的《亞細亞報》自始至終沒有半點關係。言詞憤慨凄苦，足見當時見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還，心襟開拓，自由之樂，不可言也」的話，表達了獲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見的愉快心情。
黃遠生抵上海不久即籌劃赴美。其動機不是遠離是非之地尋求個人安全，而是經過一番沉思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標。在致《甲寅》公開信中，他表示「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期於恢複人類之價值於一二」。在給我的信中談到在北京時，「日思湔拔」，「無日不在痛苦之中」。這和我與他接觸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黃遠生所與交遊者雖頗混雜，然我彼時即有一種感覺：他沒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來，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內心矛盾中生活的人。這種感覺在他給我的最後一信中得到證實，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跡、一二徘優應答之作，皆東坡所謂此故我非真我也」。
黃遠生的自責十分痛切而真實，他正準備有一新的開始，不意抵舊金山數日後便死於非命。當時盛傳系因旅美華僑誤認黃為袁黨，屬誤殺，後經證實遠生之死與袁世凱無涉，卻是喪生於國民黨槍口之下。初聞似頗費解，但細讀《遠生遺著》的論說、通訊諸卷中的文字，便可看出，他實是受民初黨爭之害。遠生屢屢痛責民初各政黨不以國脈民命為念，但知為一黨之私而爭奪，「如古部落人爭據城堡」。認為當時政黨的作用只是誤國，如《鑄黨論》中曾謂「破壞共和之罪誰屍之，則今之所謂政黨者屍之矣」。他深知此種直率的言論遭人忌恨，因而有「然自問發願作此文時，胸中眼底，無冤無親，披肝瀝血，冀吾國人之一悟，區區此誠天地可鑒也」的話。其於國民黨也頗有指責，這便招致了慘禍。
黃遠生決心「探求人生之學」，不是極宜寄予同情和期望的嗎？執迷於黨爭者竟仍忍心下毒手結束了這一大有厚望的生命。故我於遠生之死於無妄痛心之極，深憾沒有來得及把我剛找到的真理貢獻給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對人生的認識。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發表於《東方雜誌》）。結束語便是：「余欲造新發心論而未就，比見黃君遠生《想影錄》悲心憤涌不能自勝，亟草此篇，原為世間拔諸疑惑苦惱，惜遠生不及見矣！」
袁世凱為人狡詐，是國家的罪人。無論革命派、維新派、保守派都厭惡他。但民國成立之初，卻流行著穩定大局「非袁不可」的看法。對此種似是矛盾的現象的解釋無他，即承認現實。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旋即讓位於袁，即是承認此一現實。清室退位以前袁之勢力已成，清室退位之後中國幾無全國政府可言，渙散、混亂達於極地。凡以國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