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輩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沒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雖已過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間仍然留有印象。他於1902年為北京社會首創了第一家民間報紙，隨後又陸續出版了兩種報紙，倡導愛國反帝和維新改革運動，遭受摧殘，身被重罪，如我後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閱那些講到中國報紙歷史的各書，或則漏掉不提，或者止於提及報名，或雖則言及某報被封、某人被罪，卻又錯謬不合。至於其所從事的社會運動曾有若何影響成效，就更無隻字道及。
我查閱的計有下列各書：
一、《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後有三聯書店1955年新版
二、《中國新聞發達史》，蔣國珍著，1927年世界書局出版
三、《中國新聞事業》，黃天鵬著，1932年現代書局出版
四、《中國現代報刊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系教研室編稿
五、《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張靜廬編，中華書局出版
就這些書來看，對於過去各地報紙，還要算戈著《中國報學史》記得較詳。原書第四章題為「民報勃興時期」，在北京出的日報方面，首列《京話日報》，叢報期刊方面首列《啟蒙畫報》，而於《中華報》亦沒有漏掉，這就很對。戈著把中國民間自出報章標為「民報」，以別於官報和外報——外國傳教士或洋商辦的報，這種分別亦極好。官報、外報、民報其背景立場本來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區別的話，北京之有近代報紙，日商《順天時報》還早於《京話日報》。但那是有日本帝國主義作背景的，別有作用的。北京有官報則更早。唯獨從中國的民間立場來說，彭先生之在北京辦報乃具有首創精神，不容埋沒。
然而戈著對於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報紙如何被封，卻又言之錯謬，如原書說：
光緒三十二年《中華新報》以登載軍機大臣瞿鴻禨衛兵搶掠事被封，主筆杭辛齋、彭翼仲遞解回籍。
這裡《中華新報》實為《中華報》之誤。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當時北京並沒有什麼《中華新報》。而且向來軍機大臣在京亦未聞有什麼衛兵，更沒瞿的衛兵搶掠之事。當時彭先生所辦《中華報》和《京話日報》同時皆被封，實別有其原因，如我後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雖同是遞解回籍，嚴加禁錮，但後來只杭公遞解回籍，彭先生則是發往新疆監禁十年。所以戈著說的大多不對。
戈著所說，有的對，有的不對。其他各書則更疏漏或有誤，尚不及戈著。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來寫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關係非同泛泛，是有責任來作此記述的。他和我先父從年輕便交好，換帖訂盟如兄弟。因為交好，彼此又作了兒女親家，他的長女就是我的長嫂。在辦報的同時，他又辦了「蒙養學堂」，親自教育兒童。學堂同報館即設在一處（前門外五道廟路西），我就是那裡的小學生，課餘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啟蒙畫報》便是我自幼心愛的讀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歲時，曾寫過一篇《我的自學小史》，敘說我既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舊教育，所受新式學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學。而自學每每是先從報章雜誌吸取常識，引起了某一方面問題的興趣和注意，然後再尋求專書研究。彭先生所出各報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學的好資料。彭先生當年的事業和他致力的社會運動，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贊助力量在內，而到後來我之所以投身社會政治運動，自然亦是受他們兩老的啟發和感召。試問像這樣，我焉能忘懷於他，不為他盡這份筆墨之力？
當我將要撰寫此文，我先邀請彭先生的子女們會談。這就是一位七十二歲的老姐姐彭清緗，還有清傑、清頤兩弟兄，亦各六十歲了。向他們徵集些材料並請其幫助作些回憶。又恐怕我們這關係太親密的人敘述易流於溢美或偏於主觀，我特訪老舍先生，徵求意見。老舍大為贊成，鼓勵我放筆寫，還又介紹我訪問了徐蘭沅、蕭長華、郝壽臣各位先生，都請他們說一說當年對於彭先生及其報紙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從旁面得到一些印證或矯正。本文在後面都分別引用了他們各位的談話。
彭先生所辦的三種報
彭先生所辦報紙先後計共有三種，最先辦的是《啟蒙畫報》，開始於1902年夏間出版；其次是《京話日報》，開始於1904年陰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華報》，於同年陰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華報》出版後，感覺到三種性質不同的報刊難於兼顧得來，於是把《啟蒙畫報》停刊了。此後便是《京話日報》和《中華報》兩種在發行，直到1906年陰曆八月十二日同時被封為止。
說到《啟蒙畫報》，徐蘭沅先生極有印象，自稱幼年非常愛看它。這恰同我一樣。他指出它給了我們許多自然界現象的科學說明，獲得一些常識而免於糊塗迷信。它與今天的連環畫、小人書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國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話，卻把科學道理撰成小故事來講。講到天象，或以小兒不明白，問父母，父母如何為之解答。講到螞蟻社會，或用兩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見來說。作算術習題，則以一個人買賣東西為緣由。講歷史，則先講些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義和拳的經過。開初還有一門「蒙正小史」，專選些古時人物當其兒時的模範事迹來講，兒童們看了很有益。至於名人軼事，則有如諸葛亮、司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國的拿破崙、華盛頓、大彼得、俾斯麥、西鄉隆盛的種種故事，長篇連載。它行文之間，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啟發鼓舞，我覺得好像它一直影響我到後來。
《啟蒙畫報》最初是日刊一張，後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冊約二三十頁。畫圖出於永清劉炳堂（用烺）先生手筆。劉先生作畫不是舊日文人寫意一派，他雖沒有學過西洋畫法，而自能得西畫寫實之妙。可惜當時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沒有彩色。北京圖書館現存有此報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約計所存不足其全數三分之二。
當年對於北京社會乃至廣大北方社會起著很大推動作用的，卻是《京話日報》。它是全用白話文的小型報紙，內容以新聞和演說（相當於社論）為主。新聞分為本京新聞、各省新聞和緊要新聞。緊要新聞包有國內和國際的大事。它原是給一般市民看的，但當時社會的上層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愛國維新運動，主要憑藉於此報。本文隨後將特加敘述，這裡且不說。
據郝壽臣先生對我談，他曾是《京話日報》一個熱心的讀者，每月累積裝訂成冊，都保存起來，只為年代太久，又歷經變亂，而今已沒有了。其實這在誰家，亦難以保存得下來。幸好我從張申府先生處得悉北京圖書館有存本，還是解放後他為圖書館從舊書攤販手中購置的。這便讓我在此文撰寫上得有所資據。
《中華報》又是別一類型，不同於前者。本來彭先生念念在開民智，其眼光總是向下看廣大群眾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話文的（詳後），認為文言極不便於大眾，必須要改。但《中華報》卻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開通官智」。——這句話是彭先生自己說的 。所以其內容除新聞消息外，以論政為主。它是專為當時社會的上層人士看的一種報。因我那時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現在對它已經印象模糊了。只記得它是訂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單張紙印的。北京圖書館雖存有前兩種報，但卻沒有此報存本，大約現在無可尋覓的了。
《京話日報》和《中華報》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於招人忌恨已久，而《中華報》的一篇報道卻為事情爆發的導火線。有康、梁一黨的吳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國內有所活動，在天津被袁世凱的北洋營務處（相當于軍法處）秘密處死，經《中華報》以「保皇黨之結果」為標題揭發出來。據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黨被捕殺一案，京津各報無敢言者。《中華報》訪員由天津來稿，詳述黨人口供並曖昧處死之情形，附註雲「事關重大，不負責任」。杭辛齋以稿示余。余曰：必專員赴津調查再登。專員往返五日，來稿不虛，遂決然宣布。蓋當時方奉預備立憲之明詔，乃復有此曖昧殺人之事，立憲希望，豈非虛語。寧犧牲報館之營業，以杜絕其將來，維持人道即所以維持政體也。（見《彭翼仲五十年歷史》第46頁）
這一揭發對於袁世凱，實在是他無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時北京政府新設了巡警部（後改民政部），尚書徐世昌，侍郎趙秉鈞，皆袁系人物。特別是趙不過一候補道員，先在天津為袁編練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級升任侍郎。所以袁一個電報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廳（當時北京分內城、外城）封報抓人。隨後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閉報館，將主筆人杭辛齋、彭翼仲一同課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摺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議朝政，捏造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