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大任教的經過
我到北京大學任教，始於1917年下學期，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我寫的《究元決疑論》一篇長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學說闡揚印度佛家理論，今日看來實無足取，而當時卻曾見賞於許多人。記得蔡先生和陳獨秀先生（新任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之文學院院長），以印度哲學講席相屬之時，我本不敢應承的。我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而據聞在歐洲在日本一般所謂印度哲學，皆指「六派哲學」而言，其中恰沒有佛家。蔡先生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我說不知道。蔡先生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只有應承下來。
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鎔西先生（耀曾）擔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於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後只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
及至次一年，經過張勳復辟之役，政府改組，鎔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遊入湘。十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於內戰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養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於是才到北大。
許季上先生在佛學上的素養遠勝於我，又且長於西文。他講印度哲學，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吳檢齋先生（承仕）借給我許多日文的印度哲學書籍作參考。其後，我出版的《印度哲學概論》就是這樣湊成的。我在北大，隨後又開講一門唯識哲學，自己編寫了《唯識述義》三冊，次第付印（今已無存）。對於講唯識，我後來有些不敢自信，建議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內學院請人來講。初意打算請呂秋逸先生（澂），未成事實，改請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來到北大，即有《新唯識論》之創作。他卻是勇於自信而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了一個月的講演，不在哲學系課程之內。然卻由此在哲學系添講儒家哲學一課。到1924年暑期我自己去山東辦學，辭離北大，計在校共有六個整年。
當時有關佛學的其他講座
當時我講的印度哲學既括有佛學在內，又且專開一門唯識哲學。但在愛好哲學從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後又請了幾位先生任講佛學。一位是張爾田先生（孟劬）講《俱舍論》（代表小乘）；一位是張克誠先生曾講了《八識規矩頌》《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或稱有宗），還有一位鄧高鏡先生（伯誠）曾講了《百論》（代表性宗或稱空宗）。雖然其時間都不長，似亦不列入哲學系正式課程之內，然而蔡先生之好學卻於此可見。其中張克誠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樓廣濟寺自願宣講，任人來聽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親往聽講幾次，便約請其到校內來講了。
我們從許多處皆可看出蔡先生對學術、對教育、對社會運動有他一股熱誠，不愧為應乎其時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則規程辦事的什麼大學校長。所有的史料均足為證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復可見。
哲學系的盛況
蔡先生曾創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學說，又嘗在校自己講授過美學。他為哲學系先後聘請的教員很多，我不能悉記，即不能備舉。我且舉一個張競生。這是從美育、美學而聯想起來的，因為張先生曾講了一年《美的人生觀》，並且把它印成了書出版。這自然是他自己的學說。其後，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種《性史》，似是陸續發行的期刊，其內容猥褻，很遭物議。我雖亦認為給社會的影響不良，然卻諒解其人似與下流胡鬧者有別。總之，由蔡先生的哲學興趣，又請了一些有哲學興趣的教員，便開發了學生們的哲學興趣。哲學系在當時始終為最重要的一個學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學系的學生都多。特別是自由聽講的人極多，除了照章註冊選修這一哲學課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學生，其他學校的學生（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僕寺街法專的學生等等），乃至有些並非在校學生，而是壯年中年的社會好學人士，亦來入座聽講 。往往註冊部給安排的教室，臨時不合用。就為按照註冊人數，這間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實則聽講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經驗，當1923年前若後，我講儒家思想一課，來聽講的通常總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紅樓第一院某教室，卻必改在第二院大講堂才行。學年屆滿，課程結束，舉行考試的試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註冊的正式學生之數了。大約胡適之講課，其聽講的人可能比這還要多。
然而莫以為來聽的人，都是欽佩這位主講的，例如有彭基相、餘光偉等同學，他們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講。據聞他們對旁人說：「我是來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這種態度並不可厚非，這正見出當時學術氣氛的濃厚。大家都在為學術，所以學生求學非只為取得資格、取得文憑。記得同學朱謙之曾反對學校考試，向校當局申明自己不參加考試。蔣夢麟代校長有書面答覆張貼出來，說不參加考試是可以的，不過沒有成績分數，將來便沒有畢業文憑。像這樣不計較分數和文憑者頗有其人，非只朱一個。同時，我還清楚記得張貼出來的答覆上面，竟稱他「謙之先生」。這位校長先生又未免太客氣了吧！
蔡校長在北大的一段歷史意義不尋常
今天的新中國必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則肇啟於五四運動。但若沒有當時的北京大學，就不會有五四運動出現，而若非蔡先生長校，亦即不可能有當時的北京大學。直截了當地說，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4年孫中山先生改組中國國民黨，國共第一次合作，都是從五四運動所開出的社會思想新潮流而來的。毛主席曾說過這樣一些話，可以為證：
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以上均見《新民主主義論》）
如所周知，這是遠從世界歷史、近從中國歷史當其時機運會到來所起的一大變化，自有許多人聚合參與其間，不能歸功於任何一個人。然人必有主從，事必有先後。論人則蔡先生居首，論事則《新青年》出版在先。許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論倡導正都出自這許多人的手筆。
陳獨秀創刊《新青年》，始於1915年，經過一年多，1916年蔡先生聘他為文科學長。蔡先生一向主張辦大學要以文、理兩科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農、醫等科都是在這兩科學術基礎上的發揮應用。故爾，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其任務全在把文、理兩科辦好。兩科比較，文科尤為蔡自己興趣所在，則其聘陳，非出一時隨便可知。據我當時見聞，事情卻又湊巧，蔡來京就校長職，居南城官菜園上街。陳適亦為上海亞東圖書館（一個出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來京，住於旅館中。兩位先生雖早相識，然對於文科學長人選，蔡初未有意於陳，旁人力薦，經訪談幾次極洽，乃定局。陳是反封建的一位闖將，是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其為人圭角畢露，其言論鋒芒逼人，恰與蔡先生的為人態度不相似而極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長北大，於新舊各派人物兼收並蓄，盛極一時。然其內心傾向堅持在新的一面，我們從其用陳見之，尤於其後一力支持陳氏見之。校外固然把陳當作洪水猛獸來反對，校內亦有不少人對他有反感，因為他往往說話得罪人（例如在會議席上當面給理科學長夏元瑮以難堪之類），而且他細行不檢，更予人以口實。然以有蔡先生自己出面對外承擔一切，對內包容不疑不搖，故卒能俾陳發揮其作用。
胡適到北大，即由陳引來。行嚴先生與蔡與陳皆相熟至好，很快經邀聘到校，任教邏輯一課兼圖書館主任，但未能久於其事。
李大釗則由章行嚴力薦而來，並且以所任圖書館主任讓李。魯迅（周樹人）則是早先經蔡先生引用於教育部，此時又請其來校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