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抗日戰爭時期之前 沈鈞儒先生與政學會——兼記袁世凱死後的南北統一內閣

沈鈞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發起救國會,代表廣大社會群眾要求南京蔣政府莫打內戰而抗日的「七君子」為首人物。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國六年沈老曾與我共事於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參與當時發起組織政學會的活動,似少為人所留意。茲先簡述昔年政局變化的史實如次:

(一)袁世凱帝制失敗,遂有南北統一內閣之產生。

袁世凱帝制失敗,主要是由西南各省護國軍起來後全國響應之故。然而袁雖倒而北洋軍人勢力仍然得以維繫者則端賴有段祺瑞其人。遠從清季以來段的權位勢力即僅次於袁,而為袁所倚重。入民國後一向任陸軍總長。他為人正直,與段芝貴、雷震春等許多人,大有涇渭之分,抗聲反對帝制,即於帝制熱鬧中堅決辭職離京,退隱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長陸軍部。

袁在稱帝之前,為集權於總統府,廢除國務院,而設置政事堂,一切機構大改。及至帝制失敗,袁羞憤將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擁原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黎任命段為國務總理,恢複國制如初。此時西南護國軍方面與北京合乎法統的黎、段政權之合作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便出現了南北統一內閣。

(二)當時號稱南北統一內閣者,蓋以張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來入京參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張公任司法部總長,而徐謙氏為次長,二公同是老資格的國民黨人,然而此時政界氣氛卻以隱沒黨派分野為特徵。這是為何?於此,宜敘明張公本人的黨派歷史,再行闡明民國六年那時的特殊形勢。

(三)張公青年留學日本時,早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中國革命同盟會。民國開國之初,他為臨時參議院議員,曾由同盟會的議員們公推為院內總幹事,隱然一中心人物。民國二年正式國會時,雲南選出他為眾議院議員,為了把同盟會從革命黨改組為憲政下一普通政黨,他與宋教仁氏同心協力以同盟會為中堅基礎,聯合一些小黨派建起了中國國民黨。建黨大會上有孫、黃二公親臨指導。(附註:筆者以同盟會員參加大會,存有記錄。)在黨本部組織中,他被任為總幹事兼政務研究會主任。很明顯,張公曆來為黨內一骨幹人物,為一實幹家。

(四)上文所云民國六年出現了黨派隱沒不見之特殊形勢者,現在便好來闡明其故。

蓋過去國會內曾是國民黨與進步黨一左一右對峙之局,而今當兩院議員聚集上海準備入京復會之際,彼此交談深悔過去各為黨派成見所誤,未能盡心協力於制憲之大業,有負國人重託,今番亟宜認識到制憲第一而從事。此即民國六年兩院議員入京後更不見兩黨蹤影,所見者有憲法研究會(梁啟超、湯化龍一派系)、憲法討論會(江天鐸、孫潤宇等人)、憲法商榷會(孫洪伊等人)、丙辰俱樂部(馬君武等人)、益友社(褚輔成等人)、韜廬(佚忘其人),而政學會亦即彼時議員集體之一。

政學會萃集了兩院議員百數十人,例如鈕永建、李根源、谷鍾秀、張耀曾皆在其內,取名「政學會」即張公所提出而為眾人所同意者。鈕、李、谷三公論年齒資歷皆在張公之前,而卒以會長屬之張公者,如俗所云:能者多勞也。遇有兼顧不及之時,則囑託沈老為他的代表。

(五)吾文開首所云沈老與我曾一度同事者,即指沈老與我一同任司法部秘書而言。其時同任秘書者四人,各有所司之事,席上珍、楊學禮(皆雲南人)兩位負責部內公務,如閱看及草擬來往公文之類,我則負責張公私人函電,主要是與西南方面來往聯繫的密電。而沈老則作為張公的代表參加政學會了。記得那時張公三十三歲,沈老四十二歲,我二十四歲,而今張公、沈老逝世各已多年,獨我年逾九旬,猶得寫記此近期史實之一斑,以為治近代史學者參考之資。

1984年1月25日寫竟

補正兩點

(一)沈老當年之參加政學會,蓋因他本人是國會中候補的參議院議員,而非徒以張公的代表而參加者。沈老在清季曾是浙江省諮議局(後改省議會)的副議長,富有資望,只因與張公交契甚厚,乃作為秘書以襄助一切耳。

(二)當年政學會成員有百數十人之多,其中骨幹人物之一的楊永泰(廣東人,號暢卿)後來任蔣介石的秘書長,與張群、熊式輝相結合,以致陳立夫一派深受排擠,因指斥曰政學系,其後楊卒為陳派刺殺於武漢。此所云政學系者與沈老固不相干,但曾經一時所習熟的政學系一詞卻沿襲自政學會而來,遂連帶及之。

1月27日補識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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