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從前一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 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於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學者，而相反地我為了中國問題忙碌一生，從不自認是個學者；我自以為革命，卻又實在未能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一起；說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立場吧，又一直在策劃著走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舊民主。究竟我是什麼立場呢？（附註：可以回答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士人的立場。如所謂「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如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所謂「志在溫飽」等便是。）現在且從家世出身、生活環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來檢討看看。
但一個人自己檢討是不夠的，還得要識與不識的朋友們幫助。記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發覺社會風氣有些變好——包含著許多個人的變好。起初我想這是共產黨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黨員一團員）在共產黨領導下不到兩年變得與以前完全兩樣。他們當初那種大小姐大少爺的氣息和行徑竟不知何處去了，而都自覺自愿地朴樸實實地站在各自崗位上為人民服務而辛苦工作著。見到毛主席我提出來說我真感謝共產黨；不然的話，我是沒有這本領把他們變好的。毛主席音調很重地答我說：「……不是共產黨！這是靠了人民。」我聽了當他是照例的謙詞。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這話是真的。什麼事非靠群眾不行，共產黨亦是靠了人民群眾才成功。我今作檢討，如有疏漏遺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錯誤之處，還請遠近朋友們幫忙為幸！
一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環境以及所受教育這一切，現有參考資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遺書——《桂林梁先生遺書》（192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譜》一卷就敘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應《自學》月刊編輯之約所寫《我的自學小史》，則十八九歲以前的我完全可見。又如1933年在鄒平有《自述》一種，系我口述經同學們筆記而出版的小冊，則連後來如何作鄉村運動亦講到了。 資料既多，反而現在不大好寫，只能摘取幾點與當前作檢討密切相關的說一說（當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話）。假如要查考其詳，好在有原書在。
我的曾祖是進士，「榜下知縣」。在今河北定興、遵化等處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罷官。罷官後，無錢而有債。債務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歲中舉人，先作京官，因窮而自請改外。——照例外官有錢而京官則窮，通常有「窮京官」一名詞。債權人索債，有「好漢子還錢」一句話；祖父便刻「好漢子」一塊圖章以自勵。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兩年就病故了。病故時不過三十六歲，我父親那時才八歲。這樣回到北京，當然很窮。幸賴我祖母是個讀書能文的女子，就自設蒙館課兒童，收點學費度活。父親先在一義塾讀書求學，到二十歲那年便接著在義塾中教書。此時祖母在家設館，父親在外就館，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據說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時候了。
父親二十七歲中舉，並於是年結婚。我母親亦出於「書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樣讀書能文；所以其後清末維新時，北京初創女學堂，曾出來參與其事，並擔任國文教員。母親帶來陪嫁的財物倒很有一點。據父親自記：「余幼無恆產，而今較之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漪奩中物毀變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學費有時不足亦求之於母親的妝奩（兩妹均系師範公費畢業不用什麼錢，哥哥去日本留學是自費，就用錢多點）。
父親四十歲入仕，但那個官——內閣中書——是沒有俸米俸錢的（好像聽說翰林亦如此）。除末後改官民政部其間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歲之前和後約近二十年都靠筆墨為生。根據父親自記「八九年間約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話，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兩銀，每月有三十兩銀光景。
讀者從以上說的家世出身和生活來源，對於我家的階級成分可有些估計捉摸了。
講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沒有讀過中國的「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沒有在我小時經老師教過，只是到後來自己選擇著看過而已。這在與我同樣年紀又且同樣家世的人所絕無僅有。不讀經何以這樣早？那自然是出於父親的主張。如《我的自學小史》所述，我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而入中學，在其間很早讀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書了。有人誤以為我受傳統教育很深，其實完全沒有。
第二，我讀那個中學經五年半而畢業；我所受正規教育即此而止，沒有再升學。我雖然後來在大學教過書，卻先沒有在大學讀過書，更沒有出過洋。為什麼不升學呢？就在臨畢業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傳入學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動。接著便同朋友們辦報，作新聞記者；接著便轉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間學問（此時只有二十歲）。所以到今天依然不過一中學生而已。傳統舊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來新式學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嚴，其實恰巧相反。如《自學小史》所述，父親給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講戲。父親喜看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講給兒女聽。（二）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些零碎事，教我們練習經理事務，懂得社會人情。（三）關於衛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體的許多囑咐，卻沒有給我講過書。我在父親面前（在母親面前更不必說）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情對兒童或少年人。在我整個記憶中，沒有挨過一次打，我們在父母面前幾乎不曉得什麼禮貌規矩。當十四歲後二十歲前那時候，父子思想見解非常相合，父親最喜歡聽我發議論。二十歲以後思想見解不相合，每天看報必談時事（大局政治、社會風教），每談必然爭吵。吵得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以上均見《年譜》後我所作《思親記》）
但毫無疑問，父親對我的影響極其大。因此在《自學小史》裡面，所以特有一節敘述父親，還特有一節敘述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父親給我的影響可分兩面：一面是消極的，就是《自學小史》中已擬出題目尚未寫的《父親對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節所準備說的父親如何給我充分機會讓我創造自己 ；另一面積極的，就是從父親的人格和思想給我一種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和維新，我父親和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約當1890～1910）那段時期熱心愛國而勇於維新的人。那時愛國維新不是容易事。他們具有的一種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麼？反抗親戚故舊一般流俗的竊笑與非議。流俗總是瑣瑣碎碎只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問他事；流俗總是安於庸暗，循常蹈故，沒有一點自己的識見。我父與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樣激昂奮發，爽朗表示出來，在含蓄謙遜之中而義形於色，給人印象更為有力。
回憶十六七歲時我很喜歡看廣智書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書牘和三星使（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書牘，圈點皆滿。而尤其愛胡公與郭公之為人，正是由於受父親影響。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種俠氣熱腸人對大局勇於負責的精神，把重擔子都攬在自己身上來，有願力有擔當，勞怨不辭。郭公主要是代表獨具深心遠見的人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與流俗同一見解，雖犯眾議而不顧。我父和彭公的行動和言論，幾乎無時不明示或暗示這兩種精神；我受到啟發之後，這兩種精神亦就幾乎支配了我的一生。並且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我總認為中國革命運動是愛國維新運動之一種轉變發展，不認為是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爆發；我總認為是先知先覺仁人志士領導中國革命的，不承認是什麼階級領導；所有那些見解亦都源於此。
我很早（約十四歲）有我的人生思想，極其與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這亦是受了父親處處以「務實」為其一貫的主張影響而來。因為幾十年一次一次的國難國恥給父親的刺激，使他體會到西人所長正在務實，而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講些無用的虛文所誤。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詩詞文章、漢學考據、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經把中國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裡簡直是深惡痛絕，但態度溫雅，從不肯開口傷人。當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時候，我馬上很起勁地跟著他走了。
我常說我一生思想約分三期：第一期可說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說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轉回到中國思想。所稱第一期即從上面那種觀念開端，加以深化，加以組織而成。
我常說：我從無意講哲學，我是不知不覺走入哲學之中，經人指明而後才恍然「原來這就叫哲學」。其所以無意講哲學，就為當初把文學哲學那一類東西都認為無用而排斥之故。所謂不知不覺走入其中，即是從最初那種實用主義不知不覺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組織。
當初不止不要哲學，甚至於根本就把講學問看輕。——重事功而輕學問。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