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時，家長去公社落戶口，可以領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兩斤豆油。生了雙胞胎的可以獲得加倍的獎勵。家長們看著那些金黃色的豆油，捻著散發出油墨香氣的布票，一個個眼睛潮濕，心懷感激。還是新社會好啊！生了孩子還給東西，我母親說：國家缺人呢，國家等著用人呢，國家珍貴人呢。
人民群眾心懷感激的同時，都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多生孩子，報答國家的恩情。
公社糧庫保管員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學肖下唇的母親——已經給肖下唇生了三個妹妹，最小的那個還沒斷奶，肚子又鼓了起來。我放牛回來時，經常看到肖上唇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從小橋上經過。他身體胖大，自行車不堪重負，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音。
經常有村裡人開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紀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著回答：不能空，為國家造人嘛，必須不辭勞苦！
1965年底，急劇增長的人口，讓上頭感到了壓力。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計畫生育高潮掀了起來。政府提出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縣電影隊下來放電影時，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燈片普及計畫生育知識。當銀幕上出現那些男女生殖器的誇張圖形時，黑暗中的觀眾發出一陣陣怪叫和狂笑。我們這些半大孩子跟著瞎起鬨，很多年輕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這樣的避孕宣傳簡直就像催生的春藥，縣劇團組織了十幾個小分隊，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戲《半邊天》，批判重男輕女思想。
此時姑姑已是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併兼任公社計畫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公社黨委書記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掛名而已，我姑姑實際上是我們公社計畫生育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同時也是實施者。
姑姑那時身體略有發胖，那口令人羨慕的白牙也因無暇刷洗而發黃。她的聲音嘶啞，有了幾分男人嗓，我們經常能在高音喇叭里聽到她的講話。
姑姑的講話大多是以這樣幾句話開場：敲鑼賣糖，各干一行。幹什麼吆喝什麼。三句話不離本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計畫生育……
那段時間裡，姑姑的群眾威信有所下降，連我們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們也開始說她的壞話。
儘管姑姑不遺餘力地狠抓計畫生育，但收效甚微，老鄉們根本不接茬。縣劇團到我們村演出，當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時，王肝的爹王腳在台下高聲叫罵：放屁！都一樣？誰敢說都一樣？！——台下群眾群起響應，胡吵鬧，亂嚷叫。磚頭瓦片，齊齊地扔到台上。演員抱頭鼠竄。王腳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著酒勁兒，野性發作，分開眾人，跳上舞台，前仰後合，指手畫腳，發表演說：你們管天管地，還能管著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們找根麻繩把女人的家什都縫上吧。台下觀眾哄堂大笑。王腳更來了狗精神，從舞台上撿起一塊瓦片，瞄準那盞掛在幕前橫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燈，猛地投上去。汽燈應聲熄滅，台上台下一團漆黑。——為此王腳被拘留半個月，放出來後，他依然不服，氣洶洶地逢人便說：有本事把老子的雞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後擁；如今，姑姑偶爾回家，人們冷冷地避著她。我母親勸道：他姑姑，計畫生育這事兒，是你自己琢磨出來的呢，還是上頭讓乾的？
什麼叫「自己琢磨出來的」？姑姑氣憤地說，這是黨的號召，毛主席的指示，國家的政策。毛主席說：人類應該控制自己，做到有計畫的增長。
我母親搖搖頭，說：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大漢朝時，皇帝下詔，民間女子，滿十三歲必須結婚，如果不結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問。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國家到哪裡去徵兵？天天宣傳美國要來打我們，天天吆喝著解放台灣，女人都不讓生孩子了，兵丁從哪裡來？沒了兵丁，誰去抵抗美國侵略？誰去解放台灣？
嫂子，你這些陳詞濫調，就別給我啰嗦了。姑姑說，毛主席總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說：人口非控制不可！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
毛主席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人是活寶，有人有世界！我母親說，毛主席還說：不讓老天下雨是不對的，不讓女人養孩子也是不對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說：嫂子，你這是偽造毛主席語錄，矯傳聖旨，在過去是要砍頭的。我們也沒說不讓大家生孩子，只是讓大家少生，有計畫地生。
人一輩子生幾個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親說，這還用得著你們計畫？我看你們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姑姑們的努力，也確如母親所言，是白費財力，還落下罵名。剛開始時她們將免費的避孕套發給各村的婦女主任，讓她們分發給育齡婦女，並要求她們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這些避孕套要麼被扔進豬圈，要麼被當成氣球吹起來，並塗上顏色，成了孩子們的玩具。姑姑她們也曾挨家挨戶發送女用避孕藥，但婦女們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
即便當場逼著她們吞下去，但一轉身，她們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將那藥片吐出來。於是，結紮男子輸精管的技術便應運而生。
那時候，村裡盛傳，男扎技術是我姑姑與黃秋雅共同發明的。也有人說，黃秋雅的貢獻是理論構想，我姑姑的貢獻在臨床實踐。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對我們說：她們倆，都是沒結過婚的變態女人，看到別人夫妻雙雙她們心中嫉恨，所以發明了絕戶計。肖下唇說我姑姑和黃秋雅先是在小公豬身上做實驗，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實驗，最後，她們在十個死囚犯身上做實驗，試驗成功後，那十個死囚被改判為無期徒刑。當然，很快我們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說八道。
那些日子裡，廣播喇叭里經常傳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隊幹部請注意，各大隊幹部請注意：根據公社計畫生育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精神，凡是老婆生過三個孩子及超過三個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衛生院實行結紮手術。手術後，補助二十元營養費，休息一周，工分照記……
聽到廣播的男人們，聚在一起發牢騷：媽的，有劁豬的，有閹牛的，有騸騾子騸馬的，哪裡見過騸人的？我們也不想進皇宮當太監，騸我們幹什麼？當村裡的計生幹部對他們解釋結紮只是把——他們瞪著眼反駁道：你們現在說得好聽，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藥一打，恐怕不止是我們的蛋子，連我們的雞巴也要被她們割了去！到了那時候，我們就只能像老娘們一樣蹲著撒尿了。
非常有利於婦女、手術簡便、後遺症很少的男扎手術，遇到了重重障礙。姑姑她們在衛生院掃榻以待，但沒有一個人來。縣計畫生育指揮部每天電話催報數字，對姑姑的工作極為不滿。公社黨委為此專門召開會議，做出了兩項決議：一是男子結紮要從公社領導開始，然後推廣到一般幹部和普通職工。村裡則由大隊幹部帶頭，然後推廣到一般群眾。二是要對那些抗拒男扎、製造和傳播謠言的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那些符合結紮條件但拒不結紮的，先由大隊停止勞動權，如果還不服從，就扣掉口糧。幹部抗拒，撤銷職務；職工抗拒，開除公職；黨員抗拒，開除黨籍。
公社黨委書記秦山親自發表廣播講話。他說計畫生育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門、各大隊必須高度重視，符合男扎條件的幹部、黨員要帶頭先扎，給群眾做好表率。秦山突然變化了腔調，用聊家常的口吻說，同志們，譬如說我吧，老婆已經因病做了子宮切除手術，但為了打消群眾對男扎的恐懼，我決定，明天上午就去衛生院結紮。
秦書記在講話中，還要求共青團、婦聯、學校積極配合，大力宣傳，掀起一個轟轟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歷次運動一樣，我們學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師編出了快板詩，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背熟，然後四個一組，每人手持一個用紙殼或鐵皮捲成的喇叭筒子，爬到房頂上，樹梢上，大聲喊叫：社員同志不要慌，社員同志不要忙。男扎手術很簡單，絕對不是騸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長，十五分鐘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當天就能把活干……
在那個不平凡的春天裡，姑姑說全公社共做了六百四十八例男扎手術，由她親自操刀的只有三百一十例。姑姑說，事實上，只要把道理講透、把政策定好、領導帶了頭、層層抓落實，群眾還是通情達理的。她做了那麼多例手術，絕大多數人是在村幹部和單位領導帶領下走來的，真正調皮搗蛋的，動用了一點強制措施的，只有兩例。一例是我們村的車把式王腳，一例是糧庫保管員肖上唇。
王腳仗著家庭出身好，既反動又囂張。他從拘留所被放出來後就放出狂話，誰敢逼他去結紮，他就跟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的朋友王肝，因為迷戀我姑姑的助手小獅子，在感情上往姑姑這邊傾斜。他親自動員父親去結紮，結果挨了兩巴掌。王肝逃出家門，王腳手持大鞭追趕。追到村頭池塘，父子倆隔水大罵。王腳：你這狗日的，竟敢動員你爹結紮！王肝：你說我是狗日的，我就是狗日的。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