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格里來到崑山，進入戈登的住所時，他看到戈登正在哭泣。兩人還未講上一句話，戈登就躬下身子，從床底下掏出一樣東西，舉在空中，大聲叫道：「你看清沒有？看清沒有？」
窗欞中透進來的光線很暗，馬格里起初根本沒認出那是一個什麼東西。戈登見狀，又再次大聲說道：「這是納王的頭！完全是卑劣的謀殺！」說完之後，便放聲大哭。
經過馬格里等人的一番好說歹說，戈登總算答應不再與李鴻章發生直接衝突，但他並沒有真正感到解恨。在他的慫恿下，英國新任駐華陸軍司令伯郎自上海來到崑山，宣布由他接管常勝軍，常勝軍今後不再受李鴻章的節制和調遣，也不再參與對太平軍的進攻，其作用僅止於防守上海。
接著伯郎來到蘇州，怒氣沖沖地找李鴻章興師問罪。當著伯郎的面，李鴻章辯稱他不是一個天生愛殺降的人，假如不是郜永寬等人的要求太過分，使形勢變得十分特殊和嚴峻，他是會接受郜永寬等人投降的。
李鴻章所提供的理由並沒有能夠得到伯郎的認同。伯郎說他代表英國女王與在華官商向李鴻章提出抗議，因為英國遵循不殺俘、不殺降的準則，「不喜殺人」，而李鴻章已經觸犯了這一準則，如果他希望事情得到轉圜，就必須備文認錯。
李鴻章初來上海時，對洋務不熟悉，曾寫信向老師請救。曾國藩依照宋儒義理之道，指示他應按「忠信篤敬」四字去和洋人打交道，後來李鴻章自己經過一番實踐，認為對待洋人沒必要這麼實誠。他把老家的「痞子手段」（流氓、無賴手段）摻和進來，從而形成了他所謂的「親近加痞子放賴手段」，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既要和洋人假裝親近，但又不能真的以心換心，必要時候還得像痞子一樣耍耍無賴。
李鴻章連向洋人口頭認錯都不願意，更不用說寫下文字了。既然與伯郎「親近」不得，他就把「痞子放賴手段」搬出來，笑著對伯郎說：「這裡是中國，不是外國，而且此為中國軍政，與外國無干，不能向你認錯。」
伯郎的要求雖被毫不客氣地堵了回去，但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就是心裡再窩火，看著李鴻章笑嘻嘻的樣子也不好怎麼發作了，只得悻悻然拋下一句「將轉告本國公使與總理衙門交涉」之後，便起身離開了。
李鴻章本質上是個讀書人出身的文官，不是真的痞子，厚著臉皮耍無賴也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戈登和伯郎如此折騰個不休，讓他自覺煩惱不已，心情十分惡劣，對戈登和常勝軍的印象也因此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給曾國藩的信中，他忍不住道出了自己的憤懣：「常勝軍終無結局，外間不知者以為好幫手，其知者以為磨難星也。」
對於伯郎說要鬧到北京去，李鴻章不能不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他向總理衙門發去密奏，詳細報告了整件事情的前因經過，同時表示為大局著想，願意任由朝廷對他進行懲罰。
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果然在北京對清廷施壓，而且是直接給同治皇帝發去照會，要求對李鴻章進行調查，但那拉氏接到照會後，對此的評論卻是：「洋人不明事理。」隨後她就把皮球踢給了總理衙門。
「洋人不明事理」，其實就代表了中國官方的一致態度。以曾國藩為例，他在半個月後才知道此事，「閱本日文件，見李少荃（李鴻章）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對李鴻章的做法，他表示完全同意，且認為李鴻章出手果斷，「殊為眼明手辣」。
總理衙門的恭親王、文祥也都站在李鴻章一邊，自然不可能責備乃至處罰李鴻章。為了讓雙方都有台階可下，朝廷遂以克復甦州論功，特授戈登以頭等功牌，並給予一萬兩賞銀。可是戈登拒絕接受賞銀，還在賞賜詔令的背面寫道：「由於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洋人竟然不要皇帝的賞銀，這件事著實令人吃驚，同時也可能會使朝廷很沒有面子。李鴻章急忙為之打圓場，解釋說戈登是英軍指揮官，屬於伯郎的下級，此時伯郎正在香港，沒法向他請示，而在未徵得伯郎同意之前，戈登自然不敢接受中國皇帝的賞賜。
戈登雖然對賞銀沒興趣，他卻未將頭等功牌拒之門外。發現洋人喜歡獎牌一類榮譽，朝廷便又授予他榮譽提督銜以及四套黃馬褂。對能夠得到這些東西特別是黃馬褂，戈登顯得和華爾一樣受用，他不無炫耀地對別人說：「中國人極力阻撓我獲得它，但我說或者給我黃馬褂，或者什麼也別給。他們終於屈服了。」
常勝軍方面更好打發，李鴻章宣布犒賞常勝軍七萬兩白銀，相當於一次性加發了七個月的軍餉。在撥出這筆巨額賞金的同時，他又讓人寫了一張文告，聲明戈登在歸降談判中確實說過要寬赦郜永寬等人的話，但殺降時他並不在場，事後也對殺降提出了質疑，但「本部堂（指李鴻章自己）與戈總兵（戈登）之用心實有不同而同之處」。
這張文告寫得相當高明，既沒有脫離事實，也讓戈登下了台，戈登後來還特地把它帶回了國（後來收藏於大英博物館）。戈登的面子和里子都有了，從此不再對殺降案進行追究，一場風波終於得以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