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降者不祥，這句警言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可以說遠遠超過了受降如受敵。從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出發，人們一直認為殺降屬於不仁不義，殺降者也定會受到天道的懲戒。
最廣為人知的事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名將白起因觸怒秦王被逼令自盡。白起開始還叫屈，嚷道：「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過，老天竟會讓我落得如此下場？」不過在匆匆回顧了一下過往的所作所為之後，他終於為自己找到了原因，說：「我確實該死。長平之戰，趙軍降卒幾十萬人，我用欺騙的手段把他們全部活埋了，這就足夠死罪了！」說完便自殺了。
李鴻章豈能不知殺降者不祥以及白起的故事，因此聽了程學啟的話後顯得很猶豫。見上司持有顧慮，程學啟堅決請求：「某極知殺降不祥，然如不殺此八人，蘇城終不可得，我寧負賊，不負朝廷。」
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是比較現實的，自古至今，即便有殺降不祥一說，但在現實政治和戰爭的博弈傳統中，更多講求的還是所謂的「勢」與「術」，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以利益和勝利為最終目的，在此前提下，堅持不殺降者反而會被說成是婦人之仁的宋襄公。
白起坑殺趙國降卒自然廣遭非議，但它卻將秦國當時的現實利益推向了最大化——趙國的軍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削弱，這個關東六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迅速走向衰弱，與此同時，其餘關東諸國也受到極大震懾。
正因為存在這樣巨大的現實利益，所以即便白起被殺也不妨礙後來的仿效者紛起雲涌，僅僅到了秦末，項羽就成了第二個白起，他直接把二十萬秦軍降卒給全部活埋了。
要的是眼下風情萬種，誰在乎今後波濤洶湧？程學啟本身亦為太平軍降將，但為了拿到投名狀以及染紅自己頭上的頂子，他在戰場上對付太平軍，向來比湘淮軍的同僚們都狠。如果不殺四王四天將，他就不敢入城，如此則大功必將付之東流，如何能夠甘心？至於結拜、起誓之類，在他看來，也不過是為了招降的需要逢場作戲而已，到了認為必須拋棄的時候，隨時可以一拋了之。
程學啟的話終於讓李鴻章下定了殺降的決心。1863年12月6日，他和程學啟故意設局，引誘四王四天將出城參謁。一番虛情假意的寒暄之後，李鴻章命左右取出八具紅頂花翎，給八人分別戴上，說：「現在諸位都是我大清的官了，好好一起為大清立功吧。」
戴花翎是為了讓八人卸下心理防備，八人被邀請在帳內赴宴，他們的隨從則一律被支到了帳外。隨後李鴻章借故巡營，離開了大帳。他一走，程學啟立即下令關閉營門，同時發炮作為信號。
聽到炮聲，郜永寬還沒醒過味來，吃驚地問道：「發生了什麼事？」話音剛落，已經是伏兵四起。郜永寬腰間尚別著小洋槍，他連忙拿著槍找程學啟，但程學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八人中的一人見狀頓足大叫：「到了這個時候，（找程學啟）還有什麼用？我就知道程某不可靠，一定會出賣我們的。」
四王四天將當天全部被殺。完成誘殺計畫後，程學啟率部入城，宣布八人詐降已經被殺，不再對其餘人員問責。蛇無頭不行，八人既死，降卒多數噤若寒蟬，只有兩千餘舊部起而抗爭，但很快就被程學啟的部隊消滅了。
殺降事件迅速在聯合部隊內部掀起波瀾。戈登是郜永寬等人歸降的證人，李鴻章在決定殺降時就知道他不會同意，便將他先行調往崑山。從崑山回來後，戈登才知道郜永寬等人被砍了頭，這讓他憤怒至極，認為自己作為保人，已經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了這場是非之中，尤其不知情者很可能會以為他也是同謀，從而使他引以為豪的軍人榮譽以及英國的臉面受損。
就算淮軍裡面也有人對此表示不滿。作為郜永寬獻城歸降的牽線人之一，副將鄭國魁曾參與陽澄湖談判，現場見證了程學啟折箭起誓的全過程。殺降事件發生後，他哭著連飯都不肯吃，連續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程學啟部的軍紀原本很好，但在郜永寬被殺後，他的部隊卻趁機將納王府劫掠一空，弄得滿城大亂，加上當時又盛傳謠言，說郜永寬的黨羽並未除盡，仍暗藏於城中，隨時準備襲擊李鴻章。凡此種種，都令李鴻章煩惱不已，對殺降一事也頗感到有些後悔，便埋怨程學啟道：「你也是降人，為什麼要做得這麼過分呢？」
程學啟最怕也最恨別人揭自己的這層傷疤，盛怒之下當即回營，要打點行裝離淮軍而去。他的部下連忙跑去向李鴻章報告，李鴻章自知失言，忙假借商談其他事務，前來探望程學啟。程學啟有了台階可下，兩人的關係才又重新融洽起來。
為了安撫鄭國魁及其降卒，李鴻章下令為郜永寬做佛事，並親自前往祭弔，其間還假惺惺地掉了幾滴鱷魚眼淚。倒是鄭國魁動了真情，他叩棺大哭，一邊哭一邊訴說：「殺你的自有他人，我可沒有欺詐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