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0月18日，會戰開始後的第六個晝夜，曾軍發動反擊，突破了太平軍設於西路板橋的四座營壘。這次對西路的反擊成功，是因為李秀成已將兵力相對集中於東路方山。
實際上，從第二天起，李秀成即親督各軍力攻東路。在東路戰場，太平軍首先用洋槍洋炮進行猛烈射擊，其中的洋炮對曾軍陣地造成相當大的威脅，開花炮彈四處爆炸，火光衝天。接著，太平軍一邊齊聲吶喊，一邊抬著用於填壕的木板、草束和泥土，向曾軍陣地發起衝鋒。
曾國荃見狀，急忙親自帶隊策應，指揮各營拚死抵禦。幾番激戰下來，曾軍的一名副官中炮陣亡，曾國荃自己也被子彈擊中臉頰，血流滿面，但為了穩定軍心，鼓舞士氣，包紮好傷口之後，他就立即出來巡視各營。
在經歷十幾個晝夜的血戰之後，太平軍這才稍稍退卻，然而緊接著又開始挖掘通往曾軍營壘的地道。曾國荃發現後，屢次率部堵擊，並通過掘內壕、修外牆等方式，對太平軍的地道進行破壞，終未讓對方得到可乘之機。
10月23日，侍王李世賢率三四萬浙江太平軍趕到天京，該軍與李秀成軍合兵一處，號稱有八十萬人馬。李世賢的到來，再次帶動了太平軍的氣勢，曾國荃連忙集結所有能戰之士，整暇以待。
太平軍掀起的又一個進攻高潮如期而至，官兵們前仆後繼地向前猛進，同時他們還利用地形，用洋槍洋炮對曾軍進行射擊。曾國荃的現場感受是，這次太平軍的進攻規模比安慶戰役時要大三倍，洋槍洋炮更是那時的百倍。
曾軍不斷出現傷亡，加之疫情未退，活著的人已不到七成，生病不能出力的則還有四成之多，如此計算下來，只有三成的人可以繼續作戰。這一部分人苦守著曾軍軍營的大部分區域，又經歷了長達半個月的晝夜勞苦，個個精疲力竭。所幸曾國葆在確保糧路的前提下，自帶七到八哨人馬前來增援，才使曾軍方面的危機有所緩減。
李世賢回援天京的消息對安慶方面也造成了極大衝擊。曾國藩焦灼莫名，接二連三地給李鴻章、左宗棠分別去信，要李鴻章派程學啟直接赴援，要左宗棠派兵赴寧國助戰，以便可以騰出鮑超的霆軍去天京。
李鴻章、左宗棠各有自己的戰區和任務，面臨的敵情和各自的擔負也都不輕，短時間內抽不出力量增援天京或寧國。曾國藩明明知道這些情況，仍不顧一切地向二人求援，說明由於過於著急，這位平時一貫給人穩重印象的湘軍大帥已經方寸大亂。
設身處地地說，處於那種境況下，沒有誰還能沉得住氣，曾國荃素以打仗剛猛堅韌著稱，也一樣吃不住勁。他連著兩天給曾國藩寫信告急，稱所部「每新營（即新兵營）中此時真能出力者不滿八十人，老營不過百六七十人」。
事到如今，曾國荃不得不承認兄長堅持穩紮穩打的策略是對的，讓他儘快突圍，退入蕪湖的命令也沒有錯，不然如今怎麼會深陷危機呢？他請求曾國藩儘快派來援兵，說如果一個月之內沒有援兵，則後果不堪設想，「務求老兄大人原諒弟弟從前的錯誤，而拯救弟弟今日所遇到的困境」。
在太平天國諸將中，以作戰能力而論，曾國藩、胡林翼對陳玉成的評價最高，對李秀成的評價略低。曾國荃親自在前線和李秀成對壘，其看法就與曾胡不同，他認為李秀成智勇兼備，絕不亞於陳玉成。當然他也同時發現李秀成確有其缺點，那就是有時候，智有餘而勇不足（「狡有餘而悍尚不足」），這也是曾軍雖已接近山窮水盡，但仍可繼續支撐的重要原因之一。
無獨有偶，與李秀成多次交手的李鴻章對李秀成有著幾乎相同的評價：「李秀成用兵比狗逆（指陳玉成）更穩一些，然而膽氣不足。」李秀成的弱項，正是曾國荃的強項，更何況，已經被逼至牆腳的他也沒有別的法寶，除了拚命就是更拚命。1862年10月27日，即發出第二封告急信的次日，曾國荃孤注一擲，率李臣典等分三路躍出壁壘，對西路太平軍展開了聲勢凌厲的反擊。
李臣典是曾國荃手下的第一勇將，在搏殺中身負重傷。其他曾軍官兵也爭先恐後，喊殺聲驚天動地，差不多把身上的所有潛能都激發了出來。這次反擊共擊毀太平軍營壘十二座，殲滅其近三千人，經此一戰，一度危到極至的局面初步得以扭轉。
次日，李秀成、李世賢以牙還牙，圍逼東路曾軍。就在東路曾軍岌岌可危的時候，正好江北及上游援軍兩千餘人趕到，從而大大緩解了曾軍兵力不足的窘境，並使東路曾軍也具備了組織反擊的條件。
曾國荃發出的兩封告急信在四天後才到達安慶，曾國藩自然是又急到跳腳，他打算萬不得已，從九江雇外國輪船，送原鮑超部將覃聯升的升字營赴援天京。此時恰好湘軍大勝的消息傳來，得知天京形勢已逐漸趨於穩定，曾國藩這才稍稍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