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突出洋槍隊在關鍵時刻的戰鬥力外，薛煥在奏摺中也沒有忘記提及華爾對大清帝國的「順從和忠誠」。
對於藉助洋兵「助剿」，那拉氏、奕訢雖已不像咸豐時那樣保守固執，但仍非常忌諱。新洋槍隊的士兵全部是中國人，且可以不依靠英法聯軍支持，獨立在戰鬥中取得勝利，對於這一點他們不會有什麼不高興的，所顧慮的主要是華爾等洋人。
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儘管自古就有僱傭外國軍事人才（「番將」）的傳統，然而歷朝歷代留下來的相關經驗也同時表明，這些「番將」的忠誠度並不一定可靠。不可靠就容易出亂子，有時還是大亂子，比如唐代安祿山發動的安史之亂，有些史家就認為它不是單純的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諸侯之間的內戰，而是中國人和叛變了的「番將」及「外國」僱傭軍之間的爭鬥。
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向來都是以中國為中心，中國之外全都是「外夷」，即便開明如奕訢、文祥，思想意識上也從來沒有能夠脫離這一窠臼。衡量外夷是否忠實，由來已久的尺度只有一個，那就是文化歸順，中國的文化典籍稱之為「向化」「來化」「慕義」。
早在1861年，華爾就向道台府和美國公使館提出申請，要求「歸化」為中國臣民，以及改變「服色」，改穿大清官服。華爾當時這麼做，主要是迫於壓力，避免因違背中立而再遭逮捕和起訴，同時也讓美國政府不能利用其國籍插手洋槍隊內部事務。薛煥是個老官僚，中國官員常見的機敏、圓滑、謹慎等特點在他身上一個不缺，他自然不會傻到將這些背景和盤托出，他在奏章中一再強調的，是華爾對朝廷如何「真心實意地忠誠」，以及「抑制他『向化』的忠誠似不妥」。
朝廷對華爾的主動「向化」顯然感到非常滿意，在詔令中稱讚道：「（華爾）已由欽慕轉向華風並懷有忠心，能幹而順從，確實值得敬佩。」按照薛煥的意見，華爾被授予四品頂戴花翎，繼續負責訓練常勝軍，這意味著他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得到皇帝特賜嘉獎的西方人。
高橋戰役讓何伯和華爾都嘗到了甜頭。何伯雖然預料這次軍事行動最後終將得到上司的支持，但他心裡非常清楚，英法聯軍哪怕是以主動防禦為名義對太平軍發動進攻，也已經明顯破壞了英國政府所公開宣布的中立政策。為此，他在給海軍部的報告中特意做了掩飾，竭力說明所派出的數百名聯軍「並不是認真安排的」。
何伯自己是早就把中立政策扔到爪哇國去了，他仍一心想著如何進一步攻打太平軍，「三十英里外圍戰」由此破爐而出。所謂「三十英里外圍戰」，是由英法聯軍和常勝軍實施聯合作戰，對上海城外圍三十英里範圍的區域實施「清剿」。
1862年2月22日，何伯給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寫信，提出了「三十英里外圍戰」的計畫。不過他把計畫的發明權戴在了華爾頭上，還說明洋槍隊將在計畫中承擔主要作戰任務，聯軍僅提供有限的軍事援助。
卜魯斯早就傾向於清廷，但根據本國外交部的中立政策，仍主張限制英國直接介入清軍與太平軍之間的戰爭。他一邊有保留地對「三十英里外圍戰」計畫表示同意，一邊堅持聯合作戰期間，所攻克的城市都應由清軍來守衛。
在「三十英里外圍戰」正式開始以前，英法聯軍、常勝軍和當地清軍對太平軍展開了一系列小規模的攻勢，對太平軍修有防禦工事的的各個前哨陣地發動進攻，目的在於減輕太平軍對上海和松江的壓力。在這些戰事中，聯軍多數情況下僅擔負後備軍的角色，以及向聯合部隊提供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炮火支援，在戰事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常勝軍，他們作為散兵、攻擊部隊與追擊部隊，在戰場上表現得異常活躍。
華爾毫無疑問是常勝軍的靈魂人物，指揮作戰時他不穿軍裝，不佩軍階標誌，若用正規軍人的標準來衡量，可以說舉止極為隨便，然而另外一方面，他的衣著打扮又十分講究和引人注目。
華爾有一件緊身便裝軍大衣，乃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賜贈，一般情況下，華爾不是穿這件親王賜贈的軍大衣，就是穿一件熱帶居民所穿的緊身短上衣。除此之外的行頭，還有一件厚厚的斗篷、頭上所戴的寬邊帽，以及嘴裡叼著的方頭雪茄煙。
華爾手中也從不握刀或武器，只拿一根馬鞭聊作手杖，它的作用和其他行頭一樣，並不光是為了出風頭，更有消除士兵的恐懼心理，塑造自己戰無不勝形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