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非重用漢人不可 不是自己找罵嗎

曾國藩雖不敢直接交結肅順,但他和湘軍集團通過肅順門客的牽線,仍與肅順有著不少間接或直接的交往,比如說左宗棠「昭雪案」、曾國藩推薦高心夔為肅順幕僚等,這些在後來的一些私人記載中都可以獲得蛛絲馬跡。

不過在辛酉政變後,朝廷為穩定政局、爭取人心起見,對與肅順有關係的一般黨羽都未予追究,高心夔、王闓運等肅府門客均得以全身而退,未受牽連或審問。與此同時,有關他們在肅順和湘軍之間牽線搭橋的詳細資料也都遭到了銷毀,以至於當年肅順與湘軍具體的交往細節,後人已無法完全弄清楚了。

換句話說,那拉氏、奕訢等人不是不能深究湘軍集團與肅順的關係,他們是不願意深究。

以往朝中專與湘軍作對的人也有不少,祁寯藻、彭蘊章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位。這兩位京師大佬一向都是自己不做事,專跟在別人後面挑毛病,並以此來獲取皇帝的歡心,他們在咸豐朝時曾不斷攻擊曾國藩和湘軍。

政變後,祁寯藻做了同治的老師,彭蘊章則還擔任著左都御史。彭蘊章故技重施,又想靠過去的老一套在新主子面前討巧。他寫了一個時事條陳,準備讓軍機處代奏,條陳的大意是說湘軍遍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建議撤除湘軍和削去曾國藩的權力。不料軍機大臣們不但不肯為他代奏,還譏笑老頭子已經糊塗到看不清基本的政治形勢,連投機都不知道該怎麼投了。

御史就是靠上條陳吃飯的,至此彭蘊章不再能夠獲得重用,他自己也很無趣,未幾即以生病為由辭官回家了。彭蘊章為三朝元老,有名的政治不倒翁,他這一失手,讓百官都意識到,曾國藩和湘軍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不是誰都能扳得倒的了。

辛酉政變畢竟只是權力之爭,對立兩派在許多政見上其實並無根本不同,他們都必須根據實際需要來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斷。就在辛酉政變告一段落的時候,南方的太平軍和北方的捻軍仍方興未艾,朝廷曾經親信的武裝力量卻已所剩無幾:八旗綠營基本被太平軍摧毀,僧格林沁軍雖尚有一定戰鬥力,但他們也在上一年的對外戰爭中遭到沉重打擊,尚在恢複過程中。

在各軍紛紛潰滅的情況下,湘軍可謂一枝獨秀,僅僅通過上傳的捷報就可以看到,這支軍隊越戰越強,兵力越來越多,控制地區越來越廣,聲望也越來越高。處在這樣一個內外交困,嫡系軍事力量嚴重削弱的環境下,無論從哪一方面考慮,那拉氏都不能不繼續重用曾國藩和湘軍。軍機大臣們對此豈能不了解,如果他們真的代彭蘊章上那種不合時宜的條陳,不是自己找罵嗎?

那拉氏執政後一個月,即命曾國藩在兩江總督轄區外,再節制浙江。同治元年元旦,朝廷頒布了幾道賞賜殊榮的詔旨,被賞賜的漢員僅曾國藩一人,且旨中有「你是朕的心腹,請輔佐朕來完成大治」等語。十二天後,再發詔旨,稱:「每次該大臣(指曾國藩)的奏報送到,朕都會認真披閱,朕對他的一切規劃都感到滿意,總是言聽計從。」

詔旨中的皇帝不過是個名義,背後當然是那拉氏在主事。她在詔旨中說的話也絕非虛飾之辭,事實上,在這段時期內,她不僅在用兵方略上唯曾言是聽,就連任命大員,也會聽從曾的意見。

朝廷的破格重用與信賴,令一度憂心忡忡的湘軍集團歡欣鼓舞,但一貫冷靜而又明智的曾國藩並沒有因此而志得意滿、驕橫跋扈,相反表現得更為謙讓和謹慎。那拉氏讓他節制浙江,他再三辭謝不受,朝廷要他推薦巡撫人選,他更是力陳不可,說:「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豈敢幹預。」

曾國藩的低調姿態,讓經歷政變之後的那拉氏對他極抱好感,專門傳旨要他「不要存有避嫌的想法,如果知道有誰能當重任,不妨用密折呈進,以備朝廷選擇和錄用」。

有了朝廷的這種認可和鼓勵,曾國藩才一面懇辭節制四省之任,一面推薦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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