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車」事件發生不久，兩宮皇太后即以小皇帝的名義頒下諭旨，擇日護送咸豐的靈柩回京。
當時的北京與熱河已實際成為政治上的兩大中心，以政治勢力的強弱而論，北京佔據優勢，但就名分而言，由於咸豐的靈柩和小皇帝都在熱河，熱河尚居於正統之席。在這兩大中心裏面，兩宮皇太后、輔政八大臣、恭親王奕訢又成鼎足三分之勢，假使繼續維持現有局面，垂簾勢力就算是輸，也未必會輸得很慘，可如果北京、熱河合二為一，輔政勢力的所有優勢都將清零。
八大臣的三個核心人物，載垣、端華皆庸懦無能之輩，全靠肅順一人拿主意。肅順雖有魄力膽識，卻又不學無術、心浮氣躁，他自以為是咸豐臨終前交託的顧命大臣，他人能奈我何，而垂簾聽政乃祖制所無，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持，兩宮皇太后也不過是自說自話，痴人說夢而已。
其實用顧命大臣輔佐幼君並不是咸豐首創，康熙初年鰲拜不就是受命輔政的嗎？鰲拜又是個什麼下場？若就對皇權的威脅來說，肅順和鰲拜一般無二，而且他還未必有鰲拜那麼厲害。至於垂簾聽政在祖制上有沒有規定，這都不重要，須知祖制也是由人定的，最重要的是權柄掌握在誰手上，誰奪取了執政大權，誰就相應擁有了無限的解釋權。
與優哉游哉的八大臣相比，已然勝券在握的兩宮太后反倒顯得有些戰戰兢兢。在車輛齊備後，她們令妃嬪們先行啟程。當妃嬪們前去向她們辭行時，兩宮太后甚至流著淚說：「你們這下可以幸運地脫險了，我們母子還不知道能否留得住性命，能不能回到京師，再與你們相見？」
兩宮太后如此恐懼，主要還是怕萬一政變的消息走漏出去，八大臣圖窮匕首現，在路上對她們下手。要知道，八大臣完全可以借故除掉她倆，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點恭親王奕訢考慮得非常周到，在他的籠絡和邀約下，時任兵部侍郎、在京津一帶掌握著兵權的勝保來到熱河，明為叩謁皇帝靈柩，實質是為兩宮太后壯膽。
按道理，八大臣這時總應該有所警惕了，誰知依然故我。原因是自兩宮太后被迫發下焦旨，對董疏加以痛駁後，他們便以為其餘大臣再不敢生有異議，從此可以一切太平無事，而根本沒有料到他們的政敵早已把刀磨到雪亮。
要說八大臣也算是老官僚了，但在關鍵時候比拼政治權術，卻還不及初出茅廬的兩宮太后。原先端華除任步兵統領外，還主管火器營、健銳營、鑾儀衛（帝、後的車駕儀仗隊），那拉氏先授端華以工部尚書，然後說你手裡的職務太多，勢必忙不過來，為了減輕勞動量，工部尚書以外的職責就都不要再兼了。八大臣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剝奪他們的兵權，居然樂呵呵地就答應了。
接著，鈕祜祿氏通過醇郡王奕譞的嫡福晉傳話，令奕譞起草載垣、端華、肅順三人的罪狀詔，以用於到京發布。奕譞起草好後，仍由其福晉偷偷帶進宮來，鈕祜祿氏將罪狀詔藏在了自己衣服裡面，此事除兩宮太后外沒有一個人知曉。
1861年10月26日，熱河車駕分兩路出發，其中肅順一路奉旨護送咸豐的靈柩前去皇陵，兩宮太后與載垣、端華為一路，沿小道兼程返京。
兩宮太后一到京城，便密召恭親王奕訢面詢相關事宜。確定京城這邊已布置妥帖，鈕祜祿氏隨即發布了奕譞在熱河草就的那份罪狀詔，指責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即所謂的「咸豐三奸」），並宣布解除八大臣贊襄政務之任，即日令其退出軍機處。
載垣、端華先到了軍機處，二人雖然還不完全清楚罪狀詔的事，但已有所耳聞。當見到前來宣詔的奕訢時，他們還像以往一樣，擺著架子大咧咧地喝令道：「外廷臣子（當時軍機處、南書房等重要機構均屬內廷，除此以外的機構屬外廷），怎敢擅入？」
奕訢立即答以有詔書在手，二人竟然質問奕訢從哪裡得來的詔書：「太后不應召見外臣。」
在最初的罪狀詔中，垂簾勢力對載垣等人尚留有餘地，詔書中僅強調解除贊襄政務之任，並未正式治罪。載垣等人的傲慢態度徹底激怒了他們，兩宮太后傳旨，令將載垣、端華、肅順革職拿問，交宗人府嚴行議罪。
奕訢再赴軍機處宣詔，載垣、端華仍不肯面對現實，厲聲道：「我輩未入，詔從何來？」奕訢也不跟他們廢話，命隨行侍衛上前擒拿，兩人在被捕前還在高喊：「誰敢（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