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英簽約時，儘管英國公使額爾金很是傲慢無禮，但奕訢仍盡量剋制，整個過程中「十分謙恭有禮，看上去溫和又不失智慧」。其後中法簽約，當儀式結束時，他主動起身走向法國公使葛羅、陸海軍統帥孟斗班，並且和二人熱情握手。法國人沒有想到堂堂親王、皇帝的弟弟，竟然會主動按照西洋習慣與之握手，都感到既驚訝又高興。
簽完條約，奕訢與兩國公使進行互訪，其間他不僅「越發和善，竭力向聯軍表明他的誠意」，還再一次主動邀請法國公使在他帶領下參觀紫禁城。後者實際上是奕訢所採取的一種分而制之的策略，因為法國代表沒有英國代表那樣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間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國的前提下，故意親近法國。
英法雖然答應簽完條約就將軍隊撤離北京，但他們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橫生枝節，奕訢的應對得當，起碼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現這種意外的可能。
通過這次對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個獨特的見解：「馭夷之法，若能與決戰，則制其強悍；不能戰，則遂其貪婪。」
道咸年間，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夠洞察天下大勢者甚少，同樣是面對戰敗和被迫簽約的結局，有的依然虛驕，繼續做剿夷派；有的被嚇得一蹶不振，成為撫夷派；其他還有非剿非撫或亦剿亦撫的騎牆派、先剿後撫的轉化派；等等。奕訢作為和議的主持者，個人蒙受的屈辱比誰都大，但在看清時勢後，他卻能夠迅速從「剿夷與撫夷」的狹隘圈子中跳出，開始用新的眼光來觀察世界。
第二次鴉片戰爭橫跨達四年之久，作為這四年戰爭和交涉的產物，《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條款雖多，但最主要的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經認識到，駐使和通商雖是列強單方面強加的要求，然而對中方而言，它們既可以為禍，也可以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夠振作。換句話說，如果國家能夠實現中興，則這些條款其實對中西雙方都存在有利之處。
奕訢聰穎通達，明辨是非，被稱為「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不過他也有著自道光以後愛新覺羅家族子弟幾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為政治領袖應有的氣魄和膽識，在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輔助作用。
文祥進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優等，被「記名道府」，也就是有機會到地方任行政長官乃至成為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請求留京任職。他雖然在六部的任職只是侍郎，但實際已為軍機大臣兼內閣學士，不然咸豐也不會在出逃熱河時特命他署步軍統領，負責內城守衛。
自和議期間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舉行簽約儀式時，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關注的重點，洋人對他的描述是「一個一品老官，留著長鬍須，眼神中閃爍出矍鑠與睿智」。
文祥辦事認真負責，不怕別人的批評，被認為是文慶之後最能幹和最有魄力的滿臣，有人甚至把他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並論。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動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聯名奏請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並由奕訢親自兼任領班總理大臣。
鴉片戰爭前，中國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只有理藩院和禮部對周邊的藩屬國、少數民族進行管理。鴉片戰爭後儘管設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銜，也無專署，而且所辦外交事務僅限廣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當地官員直接處理。這種本身就蘊含著重大缺陷的體制非但沒有起到積極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南京條約》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第二次鴉片戰爭即由此而起。
總理衙門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雛形，本身有著許多遭垢病之處，但它確實提高了外交部門的地位，在避免中外決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緩衝作用。此後，中國有三十多年都處於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之中，總理衙門功莫大焉。
與此同時，奕訢、文祥等人也在積極謀求中興之道。如何實現中興？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是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的好友魏源提出的傑出思想，令人遺憾的是，真正能夠認同這一思想的人極少，更不用說實踐了。直到二十年後，它才重新找到了知音，奕訢、文祥等人也因此成為所謂洋務派最早在中央的代表。
史家定評，在咸豐逃奔熱河不歸期間，若不是奕訢、文祥等人內外維持，「則大局糜爛，早已不可收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