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勝天半子 師夷長技以制夷

在中英簽約時,儘管英國公使額爾金很是傲慢無禮,但奕訢仍盡量剋制,整個過程中「十分謙恭有禮,看上去溫和又不失智慧」。其後中法簽約,當儀式結束時,他主動起身走向法國公使葛羅、陸海軍統帥孟斗班,並且和二人熱情握手。法國人沒有想到堂堂親王、皇帝的弟弟,竟然會主動按照西洋習慣與之握手,都感到既驚訝又高興。

簽完條約,奕訢與兩國公使進行互訪,其間他不僅「越發和善,竭力向聯軍表明他的誠意」,還再一次主動邀請法國公使在他帶領下參觀紫禁城。後者實際上是奕訢所採取的一種分而制之的策略,因為法國代表沒有英國代表那樣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間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國的前提下,故意親近法國。

英法雖然答應簽完條約就將軍隊撤離北京,但他們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橫生枝節,奕訢的應對得當,起碼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現這種意外的可能。

通過這次對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個獨特的見解:「馭夷之法,若能與決戰,則制其強悍;不能戰,則遂其貪婪。」

道咸年間,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夠洞察天下大勢者甚少,同樣是面對戰敗和被迫簽約的結局,有的依然虛驕,繼續做剿夷派;有的被嚇得一蹶不振,成為撫夷派;其他還有非剿非撫或亦剿亦撫的騎牆派、先剿後撫的轉化派;等等。奕訢作為和議的主持者,個人蒙受的屈辱比誰都大,但在看清時勢後,他卻能夠迅速從「剿夷與撫夷」的狹隘圈子中跳出,開始用新的眼光來觀察世界。

第二次鴉片戰爭橫跨達四年之久,作為這四年戰爭和交涉的產物,《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條款雖多,但最主要的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經認識到,駐使和通商雖是列強單方面強加的要求,然而對中方而言,它們既可以為禍,也可以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夠振作。換句話說,如果國家能夠實現中興,則這些條款其實對中西雙方都存在有利之處。

奕訢聰穎通達,明辨是非,被稱為「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不過他也有著自道光以後愛新覺羅家族子弟幾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為政治領袖應有的氣魄和膽識,在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輔助作用。

文祥進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優等,被「記名道府」,也就是有機會到地方任行政長官乃至成為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請求留京任職。他雖然在六部的任職只是侍郎,但實際已為軍機大臣兼內閣學士,不然咸豐也不會在出逃熱河時特命他署步軍統領,負責內城守衛。

自和議期間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舉行簽約儀式時,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關注的重點,洋人對他的描述是「一個一品老官,留著長鬍須,眼神中閃爍出矍鑠與睿智」。

文祥辦事認真負責,不怕別人的批評,被認為是文慶之後最能幹和最有魄力的滿臣,有人甚至把他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並論。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動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聯名奏請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並由奕訢親自兼任領班總理大臣。

鴉片戰爭前,中國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只有理藩院和禮部對周邊的藩屬國、少數民族進行管理。鴉片戰爭後儘管設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銜,也無專署,而且所辦外交事務僅限廣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當地官員直接處理。這種本身就蘊含著重大缺陷的體制非但沒有起到積極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南京條約》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第二次鴉片戰爭即由此而起。

總理衙門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雛形,本身有著許多遭垢病之處,但它確實提高了外交部門的地位,在避免中外決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緩衝作用。此後,中國有三十多年都處於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之中,總理衙門功莫大焉。

與此同時,奕訢、文祥等人也在積極謀求中興之道。如何實現中興?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是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的好友魏源提出的傑出思想,令人遺憾的是,真正能夠認同這一思想的人極少,更不用說實踐了。直到二十年後,它才重新找到了知音,奕訢、文祥等人也因此成為所謂洋務派最早在中央的代表。

史家定評,在咸豐逃奔熱河不歸期間,若不是奕訢、文祥等人內外維持,「則大局糜爛,早已不可收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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