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出逃熱河，「巡幸木蘭」只是個欲蓋彌彰的借口，當然木蘭圍場本身也是優質狩獵場，咸豐剛去的時候也時常外出打打獵。不久，北京和議結束，英法聯軍自北京撤退，咸豐又將京城宮廷里的戲曲演員召至熱河侍奉。
熱河行宮（今承德避暑山莊）原有宮舍二百餘所，當時完好的也尚有七十餘處，裡面收藏著乾嘉時期的服飾器用以及梨園行頭，正好可供演員們取用。據宮廷檔案記載，行宮內每隔兩三天就要演一場戲，有時上午演完，下午還要接著演，每次演什麼戲目，都由咸豐用硃筆親定。
住在熱河的咸豐自號「且樂道人」。這位「且樂道人」不僅喜歡看戲，自己對戲曲也有研究，甚至藝人給太監授藝，他也會在旁邊觀看。一天，藝人陳金崔教唱《聞鈴》一戲，戲文里有一句「蕭條恁生」，「恁」應作去聲，陳金崔讀作上聲，咸豐聽後立即予以糾正。
皇帝與藝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經混得很熟了，咸豐的性格又很隨和，所以陳金崔沒有你說什麼就什麼，他堅持自己是按舊曲譜唱的，沒錯。咸豐也急了，竟然不顧皇帝身份，跟陳金崔辯論起來：「舊譜上面本來就是錯的啊！」
倘若國泰民安，會畫畫懂戲曲或許還能錦上添花，給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風采，可這個時候就只會引來非議了。臣民私下的評論是「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大船已經漏水了，你還在高聲歡歌，房子已經著火了，你還在痛飲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馬上要沉，房子馬上要完嗎？
對於咸豐來說，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經是一回事了。和議一成，恭親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請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豐卻以外使親遞國書一節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聯軍再殺回北京，對他進行要挾為由，拒絕返京。
和議之前，大臣們多數像咸豐一樣，表面蔑視洋人，其實內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與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聯軍進京，親眼看到洋人的樣子，這種疑懼才得以消除。他們發現，英法聯軍雖然兵強馬壯，完全有像當年滿洲人入關時那樣長期佔據北京的實力，但其真實用意只是要脅迫中方簽約。眾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國藩相似的結論，即洋人重商圖利，「並無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誠信」「尚易羈縻」。
觀念的改變，令奕訢等人覺得咸豐拒絕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經達成了與中國定約的目的，又何至於因為中國皇帝迴鑾而再來挾制？使臣親遞國書，不過為一種外交上的禮節，你作為皇帝也不過是接見一下，最多再說幾句好聽的話而已，有什麼可擔心的？
大臣們紛紛上疏請咸豐依舊返京，連勝保也奏稱「仍請年內還京」，但咸豐的態度很堅決，他僅在勝保的奏疏上批了個「閱」字，其他人的奏疏看過之後就往旁邊一放，置之不理了。
熱河距離京城倒也說不上多遠，可咸豐長居熱河不歸，就猶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樣，會對人心產生極為消極負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他不在京城坐鎮，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無法主持處理，比如：太平天國和捻軍久未平定，該如何「議剿」；英法聯軍幾乎是暢通無阻地打進北京，證明京兵不可用，該如何訓練；國庫空虛，該如何彌補；南運糟糧不繼，該如何採買……
所有軍政要務和國家大事，咸豐都往京城一扔，聽他的戲去。京城士大夫對此既焦急又無奈，他們不敢直接攻擊皇帝，只好把氣撒在咸豐所信任的載垣、肅順等人身上：「主上雖然英明，但內臣只顧謀私，粉飾太平，以致大局決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裡，維持朝政的主要是恭親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歲不到，外國人見過他的印象是「一個身材高挑的年輕人」「一位優雅、紳士般的英俊男人」。這個年輕人最初當然也沒有多少新知識，天津交涉時，他曾是長江通商的竭力反對者，甚至扣留巴夏禮和洛奇等人作為人質，他也是提議人之一。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仍不知外交為何物，只知「剿夷與撫夷」，政治家的派別劃分不過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撫，從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來看，他應該屬於剿夷派。對奕訢這樣一個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議和是一個可怕和屈辱的過程。參加簽約儀式的一名法軍軍官觀察到，奕訢「非常疲憊，甚至是遲鈍，總之，總體的外觀表明親王的身體非常糟糕、虛弱」。
當然洋人們也沒有忽略親王的另一個性格特點，他們從各種渠道了解到，「恭親王通常被認為非常機智，或者更準確地說，非常精明和狡猾」。這一點在簽約儀式上得到了驗證，「我們（指參加儀式的英法軍官）驚訝於他（奕訢）眼中不時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這種骨子裡的精明能幹，讓奕訢在和談期間就有了不同於他人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