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在上海戰役中吃過英法聯軍的大虧，導致太平軍對洋人普遍有所忌憚，這應該是巴夏禮哄騙和恐嚇之術能夠得逞的一個原因。除此之外，由於李秀成沒有及時趕到，使得太平軍無法對武漢實施鉗形攻勢，而陳玉成又缺乏單獨進軍武漢的足夠信心，則是不容忽視的另一個原因。
李秀成是第二次西征計畫的主要制訂和發起人之一，本應與陳玉成達成高度默契，但他此次入贛，主要著眼於擴充自己的武裝，即先接收原石達開舊部和江西當地的起義軍，之後再借道江西入鄂，接收湖北的起義軍，與陳玉成協同配合反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孤軍深入和部隊滾雪球一般地不斷擴大，迫切需要李秀成通過一路攻城略地來獲得補給。與此同時，為保障皖南湘軍的糧道，左宗棠被牢牢牽制於景德鎮一帶，江西內地各府縣力量薄弱，李秀成想打哪兒就打哪兒，肆行無忌，哪裡還能夠如約進軍湖北？否則的話，李陳聯手，武昌可能早就拿下了。
李秀成是太平軍少有的具備大局觀的將領，他違背天王意願，打著接收贛鄂起義軍的由頭，執意主持南路軍的西征，其實更多的出發點還是要解安慶之圍。孰料打著打著，竟真的舍遠略就小利，丟了西瓜撿芝麻，與初衷背道而馳，從中亦可見太平軍在統一指揮、團結作戰方面存在著多麼嚴重的弊端。
既然本身對攻取武漢就沒有把握，陳玉成也就樂得答應洋人，送對方一個順水人情了。可是接下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一決定是個不折不扣的下策，太平軍雖然分兵攻取了德安、孝感、隨州等地，但只要武昌不丟，對湘軍就無法造成足夠的震撼，也根本無法再牽制和調動其在安慶的部隊。對於這一點，李秀成看得很是真切，他嘆息道：「英王錯了，這樣做只會使安慶之圍更加堅固，他（指湘軍）有水師可濟餉，安肯救此不急之城？」
陳玉成的分兵為湘軍回援武漢贏得了足夠的時間。先是李續宜的步兵與舒保的騎兵繞道抵達武昌，使省城防務得到大大增強，隨後湘軍水師彭玉麟部、從援川軍中截留來的湘軍劉岳昭部四千餘人也雙雙回援到位，從而進一步增強了湘軍在湖北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陳玉成再不可能像剛入湖北時那樣如魚得水了。
其實退一萬步說，就算是陳玉成當時不惜一切代價，舍「不急之城」而攻武昌，甚至順利地把武昌拿下來，湘軍也不會撤去安慶之圍。
圍繞要不要撤圍，曾胡此前已進行了緊急磋商。胡林翼確實有所動搖，但曾國藩的態度異常堅決，在他看來，武漢即算是丟掉，很快就能奪回，可是安慶一旦撤圍，以後要想再進行圍困就太難了。他還判斷，陳玉成奔襲湖北，其意無非是援救安慶，只要湘軍死死圍住安慶，不管最後武漢守不守得住，陳玉成必定還是要回援安慶。
不出曾國藩所料，1861年4月22日，陳玉成在攻佔湖北廣濟、黃梅後，便就勢折回安徽。
歸根結底，太平軍第二次西征的主要目的是援救安慶，陳玉成突襲湖北，也是為了圍魏救趙，牽制湘軍和迫使其回援，以解安慶之圍。胡林翼被攪得心神不寧，不得不派李續宜緊急回援湖北，說明這次長途奔襲至少已部分實現了既定目標。更重要的是，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紹璋正從天京出發，率大批人馬西援安慶，陳玉成勢必要前往會合，以集中兵力救援安慶。
陳玉成進入安徽境內後，首先受到威脅的就是太湖。太湖乃胡林翼大營所在地，城中只有五百人固守，但胡林翼仍坐鎮城中一動不動。左右勸他趕緊轉移，他答道：「帥府所在，即官員職責所系。潛山、太湖，百戰得之，豈可輕棄？我就是在這裡守上一兩年都不怕敵軍進攻，而且我相信敵軍也不敢攻。」
事實上，胡林翼此時正在病中，連日吐血，真要出城行動也很困難，而且他和曾國藩不肯遷出祁門時的心境一樣，都擔心大營一動，會極大地動搖安慶、桐城兩地的軍心，所以只能咬著牙硬撐。
所幸陳玉成的心思完全不在攻克太湖之上，在他的率領下，所部一路風馳電掣，兼程並進，經過太湖、宿松時都沒有停留，最後取道石牌，直接屯紮於距安慶僅十五里之遙的集賢關。
陳玉成此次回援，一者急於解安慶之圍，二者如李秀成在江西一樣，也怕糧草不濟，所以急切地希望能夠速戰速決。這些都沒有超出曾國藩的預計範圍，他認為陳玉成的急躁求戰正是己方取勝的一個有利條件，因為部隊行軍太快，氣勢太足，必然容易暴露出破綻。
在胡林翼病重的情況下，曾國藩更多地擔負起了安慶戰場的指揮責任。他致信曾國荃，讓曾國荃務必沉住氣，先穩住數日，在這數日之內，不主動出戰，不隨意吶喊，如果隔得較遠，槍炮無法準確命中，也不準對太平軍亂放一槍一炮。
以靜制動，通過「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規律來制服對手，最早是羅澤南琢磨出來的獨門功夫，經他和曾國藩等人共同總結推廣，早已成為湘軍的老戰法。曾國藩斷定，太平軍在數日猛攻而無法得手的情況下，銳氣必然會漸漸消退，到時再以多隆阿、鮑超兩軍實施夾擊，此役將至少有六七成勝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