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成如今和李秀成已有了點同病相憐的意思，兩人一度都想走捷徑，但都沒走成。湘軍中有一個說法，陳玉成最怕多隆阿，李秀成最怕鮑超，雖然並不一定是當事者的真實感受，但陳李對多鮑，戰場上總是勝少敗多，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兵敗羊棧嶺後，李秀成不再試圖抄擊祁門大營，而是改道進入江西，實際脫離了皖南的主戰場，其原因據分析，可能是為了接應脫離石達開北上的太平軍汪海洋部。
與此同時，南路軍的其他幾路部隊並沒有放鬆對祁門的圍攻。1860年12月15日，楊輔清、黃文金攻佔建德，切斷了祁門大營與皖北曾國荃、多隆阿等部的聯繫。至月末，黃文金率部攻佔江西彭澤，從西面夾擊祁門，李世賢則從東面的休寧逼近祁門。通過這一系列組合拳，太平軍對祁門形成東、西、北三面圍困之勢，祁門大營的外圍門戶僅剩下了南面的景德鎮。
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後，在南昌設置總糧台，使江西成為了湘軍的又一後勤基地，皖南湘軍的糧餉也全部來自於江西。這些糧餉都必須通過景德鎮轉運祁門，因此景德鎮既是祁門大營的門戶，同時也是皖南湘軍的生命線。
駐守景德鎮的是左宗棠。當初左宗棠從宿鬆動身回湘，主要是為了看望生病的兒子，回湘募勇僅是一個名義，因為當時咸豐雖已為他「昭雪」，但對於如何使用，尚未給出一個較為明確的說法。沒想到左宗棠抵達長沙後不過三天，新的諭令就到了，朝廷授其以四品京堂候補，命他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這讓左宗棠喜出望外，隨即便正式在湖南組建軍隊。
左宗棠建軍的思路獨樹一幟，與曾國藩的湘軍區別開來。過去有兩支湘籍武裝，外人都統稱為湘軍，但它們與曾系湘軍並不是一碼事，這就是江忠源和王錱的楚軍。江忠源的楚軍早就不存在了，王錱的楚軍在王錱生前一直留在湖南，不受曾國藩節制，稱為老湘營，左右老湘營的是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後實際是左宗棠。王錱死後，老湘營始歸曾國藩節制，比如張運蘭就是老湘營出來的一員大將。
左宗棠回湘募勇時，長沙尚留有老湘營舊部一千四百人，左宗棠將他們全部予以收納，並沿襲老湘營從前的稱呼，將自己的部隊命名為楚軍。
除了老湘營舊部，左宗棠還在湖南全省進行招募，這也與曾系湘軍完全不同。曾國藩及其湘鄉籍的親近將領主要只在湘鄉募勇，但左宗棠認為湘鄉不過一個縣，大家都扎堆在一處招兵買馬，難免會出現供小於求的現象，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合格勇丁供人挑選。集中於湘鄉募勇的另一個弊端，是前方一旦吃了敗仗，消息會迅速傳開，對士氣的影響太大，過去湘軍慘敗於三河之役，就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左宗棠將募勇範圍從湘鄉擴展至長沙、郴州、沅州、湘陰等各個府縣，依靠他兩入湘幕的威望，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就選募了三千五百餘名勇丁，使楚軍總數達到近五千人。
此時石達開正在貴州活動，並有進入四川的動向，朝廷曾打算調左宗棠督辦四川軍務。胡林翼勸左宗棠，若沒有川督之類的實銜在身，楚軍入川光軍餉就無法解決，難以建功。左宗棠自己也不願入川作戰，他向曾胡表示：「我志在平吳，不在入蜀。」
朝廷隨後改派駱秉章入川，左宗棠則率楚軍向江西開進。左宗棠雖然早就指揮軍事，但親自帶兵打仗還是第一次，又是出省作戰，激動之餘也不無忐忑，他在家書中說：「我此去要盡平生之心，轟轟烈烈地干一場，但就是不知道最後能否如願。」
楚軍出省時，正值皖南如火如荼之際。左宗棠先入江西，再入皖南，先是馳援祁門大營，接著又奉曾國藩之命駐軍景德鎮，不僅要全力確保祁門大營後路及糧道的安全，還要兼顧江西，肩上擔子不可謂不重。
楚軍的訓練時間不長，照理一開始的實戰表現不會太好，但老湘營的那一部分兵勇本來就是有作戰經驗的老兵，與此同時，左宗棠又改變了湘軍多用儒生、文員帶兵的傳統，楚軍營官多用武人，選擇標準是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或者功名，只要在戰場上敢拚命能打硬仗就行，這使得楚軍雖是新軍，但具備著一定的戰鬥力，且完全聽命於左宗棠的指揮。
左宗棠駐軍景德鎮後，曾主動出擊，攻佔德興和婺源兩地。他本來還想配合祁門湘軍夾擊徽州，因黃文金連陷江西數縣，進逼景德鎮，才不得不退回景德鎮禦敵，這說明楚軍在當時已至少能起到張運蘭部那樣的作用了。